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

　　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

　　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

　　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

　　自然，宋代如果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

　　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原文载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钱穆，出版社：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