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是成王败寇，所谓的政府军、叛军与义军其界限十分模糊，为了说明问题本文对做了限定：凡在称王或被政府招安之前都被认为是义军或叛军，之后则认为是政府军。

　　例如：石勒派将领石季龙屠黎阳时是公元309年，而其建立后赵则是在公元329年，因此黎阳屠城事件就被认为是义军所为。

　　再如：沮渠蒙逊先是叛军，称王之后在敦煌屠城，那么敦煌屠城事件就划归政府军的作为之中。

　　还有曹操的军队其起兵之时目的是反对董卓，虽然董卓是乱臣贼子，但是毕竟控制着皇帝代表着政府，因此应算入义军之中。建安之后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这时应划入政府军之列。

　　根据上述标准，本文详细地统计了一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47次屠城事件中政府军屠了38次，义军屠了6次，叛军屠了3次;

　　在被屠灭的70多座城池之中，政府军屠灭了60多座，义军屠灭了10多座，叛军屠灭了3座。仅从数量上而言，政府军的作为似乎更残暴，更血腥。

　　但是，这种直观的感觉是不正确的。从史料的记载来看，义军和叛军在人员数量与活动频率上和政府军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单单从上述数量上的差异得出政府军更残暴的结论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不过，显而易见，它透漏了一个事实：无论是政府、义军或叛军都不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都在把普通民众当作胁迫对方屈服的砝码，当做士兵泄欲和发财的对象。

　　四、墨家、儒家与道家

　　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基本上体现了三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先秦及西汉前期是墨家，西汉后期和东汉三国时期是儒家，而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道家。本文的这种归纳方法是为了说明问题的简单和明了，至于具体的界限和转变需要另文专门论述。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打乱，诸侯混战，民不畏死，士兵骁勇，特别是西部的秦国士兵号称虎狼。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崇尚武力与勇猛就是一种流行的社会风气。

　　墨家的赴死救难的精神就是当时整个社会崇尚武力、信义思潮的反映。这种风气直到西汉早期仍然被人推崇，当世声名显赫的侠客就是继承了先秦时期崇尚勇力、信义之风气。可是，到了西汉武帝时期政府提倡“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兴盛，儒家学说成了人们博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儒家的基本内容是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即使如冠冕堂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的“治国”、“平天下”，其实也是关于个人与君主关系的问题。

　　翻开《论语》看一下，孔子说了一大堆的话，其中心思想就是：做臣子的不仅要忠于君主，而且要表现出忠于君主的样子;做儿子的不仅要尊敬老子，而且要表现出尊敬老子的样子。

　　总之，一句话：凡事一定要做出样子来。在这种教条的熏陶之下，西汉后期以来人心大坏，涌现出一大批的伪君子和真小人。中国人从此坠入一个被伪君子和真小人翻云覆雨的社会之中，无畏蜕变为无耻，中国人两千多年的梦魇从此开始。

　　儒家学说的发展虽然给中国人带来了无耻，但是毕竟还是留下“仁”。“仁”是儒家的中心学说之一，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汉更替之际的君主和将领们的作为体现了“仁”的巨大影响，例如：刘秀、邓禹等人。

　　可惜的是，随着儒家学说的日益庸俗化，伪君子和真小人的与日俱增，“仁”对中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局限于普通民众，特别是无权无势的民众。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仁”一来可以为自己的懦弱和善良辩护，希图获得些许的自尊和安慰。二来可以以它作为自己身处乱世的盾牌，它虽不可以攻取利益，但是至少保护自己置身乌烟瘴气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