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统军将领为了激励士气而放纵士兵的劫掠行为，从而引发的屠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屠城原因除了这三个方面之外还产生了新的变化。

　　且看下面这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燕凤，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学，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昭成素闻其名，使以礼致之，凤不应聘。及军围代，谓城人曰：‘凤不来者，将屠之。'代人惧，遂送凤。昭成待以宾礼。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

　　本来是一件好事，却以恐怖的屠城令作为邀请函，当日弥漫于社会的霸气与戾气由此可见一般。

　　史料中还载有另一种屠城的原因：“诈诱”屠城。“无讳将卫兴奴诈诱爽，遂屠其城。”本来志在屠城却以“诈诱”的手段劝降守城者，待劝降成功后再按原计划进行屠城。

　　无耻之徒自古有之，无耻的杀戮也屡见不鲜，但是象如此针对平民的无耻杀戮行为，则是先前没有出现过的。有霸气、戾气与无耻在社会之上的弥漫，不难想象“玄”风的肆虐。

　　6、屠城理论的起步。中国人，特别是早期的中国人惯于探讨天人关系的问题，他们面对众多惨烈的屠城事件必然有所触动。到了魏晋时期便出现了观察天象以预测屠城事件的理论：“凡屠城之气，或赤如飞鸟，或赤气如败车，或有赤黑气如狸皮斑，或城中气聚如楼，出见于外;营上有云如众人头，赤色，其城营皆可屠。”此外还有：“太白失行而北，是谓反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

　　除了依据天象预测屠城之外，其它关于天象与屠城联系的记载有：(1)“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长数十丈，白色有芒鬣，从首山东北流，坠襄平城东南。占曰：‘围城而有流星来走城上及坠城中者破。'又曰：‘星坠，当其下有战场。'又曰：‘凡星所坠，国易姓。'九月，文懿突围走，至星坠所被斩，屠城，坑其众。”

　　(2)“(大明三年)六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大将军诛。'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诞寻据广陵反，遣车骑大将军沈庆之领羽林劲兵及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众军攻战。及屠城，城内男女道俗，枭斩靡遗。将军宗越偏用虐刑，先刳肠决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方加以刀锯。大兵之应也。”

　　(3)“(太安)三年十一月，荧惑犯房钩钤星。是谓强臣不御，王者忧之。至四年正月，月入太微，犯西蕃;三月，又犯五诸侯。占曰‘诸侯大臣有谋反伏诛者'。是月，太白犯房，月入南斗。皆宋分。占曰‘国有变，臣为乱。'十一月，长星出於奎，色白，蛇行，有尾迹，既灭，变为白云。奎为徐方，又鲁分也。占曰‘下有流血积骨'。明年，宋兗州刺史竟陵王诞据广陵作乱，宋主亲戎，自夏涉秋，无日不战，及城陷，悉屠之。”

　　(4)“武泰元年正月，又逆行复犯之。占曰‘主命将失，女君之象，乱逆之灾'。三月庚申，月掩毕大星。占曰‘连兵起贵人多死者'。是时淫风滋甚，王政尽弛，自大河而北，极关而西，覆军屠邑，不可胜计。既而萧宝夤叛于雍州，梁师骤伐淮泗，连兵青土，万姓嗷嗷，丧其乐生之志矣。”这些记载只不过探讨了天象与屠城的关系，至于屠城的法律与技术问题还没有涉及到，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屠城现象研究工作只是理论的起步阶段，并没有达到完善与成熟的时期。

　　三、政府军、义军与叛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虽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况且适逢乱世，人口不会太多，但是城市毕竟是城市，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其人数少说也有几千人。能够对几千人的城市进行屠城，必然是有组织的力量。那么，考察一下当时的形式，能够进行屠城的无非是三股有组织的势力：政府军、义军与叛军，因为只有这三股有组织的势力才有能力去实施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