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桥之战,袁绍军以弱胜强,充分发挥了兵种协同配合的优势,更有令敌方措手不及的战术突然性。反观公孙瓒军,集团冲锋战术被抑制,未能及早运用骑兵机动优势,而且运气不佳。如果一开战公孙瓒就以两翼骑兵绕过正面、突袭敌前锋的侧后,白马义从再趁敌混乱时发起正面冲锋,袁绍军必败无疑。
是役,白马义从损失惨重,但公孙瓒主力犹存,次年还与袁绍军进行了龙凑之战和巨马水之战。此后两军互有胜负,相持不下。公孙瓒败亡的根本原因是袁绍与公孙瓒的幽州内外之敌联合起来后,双方实力由旗鼓相当逐渐转变为强弱分明。
杀掉刘虞,促成反对势力联手攻击
豪族在两汉时期极具影响力,他们控制当地经济、私藏人口、发展部曲武装,成为地方州郡之外另一个权力中心。西汉武帝猛烈打压后,豪族一度衰落,但刘秀依靠出身豪强的将领打下江山后,豪族势力愈发不可控制。东汉末年,很多割据的军阀本身就是世家豪族,无论北方的袁绍、曹操,还是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权集团,背后都有豪族大姓在政治、军事、人才上的大力支持。
幽州牧刘虞是汉室宗亲,有较高威望,更有幽州豪强的忠心拥护,渔阳郡的鲜于辅和鲜于银是其中代表,这两人也成为刘虞的重要下属。因一贯的怀柔政策和爱民举措,刘虞受边郡汉民爱戴,在乌桓和鲜卑等游牧部族中也有广泛的支持者。
公孙瓒因母亲地位卑贱,自幼被豪门子弟歧视,留下心理阴影。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后,公孙瓒反过来鄙视豪族,所以他的支持者只能是河北的富商,虽物资不愁,却缺乏豪族名门的政治号召力、关系网络和人力资源(比如优秀谋士)。
刘虞和公孙瓒在乌桓政策上的长期分歧令两人决裂。公元193年公孙瓒击败刘虞并将其杀害后,后者在幽州内外的拥护者很快结成同盟,鲜于辅成为联结各方势力的关键人物。
195年,鲜于辅和鲜于银通过燕国(幽州的一个郡)人阎柔,招募胡汉步骑数万人,在渔阳大败公孙瓒军。同年,鲜于辅又联合拥有七千乌桓鲜卑骑兵的乌桓峭王,共举刘虞之子刘和,并与麴义合兵共十万再败公孙瓒于鲍丘,杀敌二万余。代郡等幽州四郡也纷纷杀掉公孙瓒派驻的长官,与鲜于辅等合力攻打公孙瓒,公孙瓒屡战屡败。
此后公孙瓒也打过一两次胜仗,但袁绍为首的联盟实力明显占优,重整的乌桓鲜卑突骑更远强于缺乏兵源、长期损耗的汉人突骑。困守河北易京的公孙瓒凭屯田成功解决粮食问题,但外围阵地尽失,手下将士也离心离德。其后黑山军(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的余部)援兵赶到,但为时已晚,199年公孙瓒兵败自焚。
公孙瓒不乏军事才能,但没有豪族支持是其割据政权最严重的缺陷,他能获取的资源和援助来自与他基本属于同一阶层的河北商人和黑山军。公孙瓒结怨乌桓鲜卑、杀掉刘虞得罪豪族、拒绝与袁绍和解,妄图仅凭武力平定所有敌手。在东汉末年如过江之鲫的枭雄豪杰中,他注定是一颗耀眼却短暂的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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