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如果魏国留住他 也就没有秦一统天下了

  经过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不复存在,几个大的诸侯国日益强大,争战不休。到了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诸侯国为获取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办法。

  克敌取胜之道,首在富国强兵,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变法的星火,以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

  春秋大国晋国的分裂,让战国时期的国君们开始防备那些世卿大族,他们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很大的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于是,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付以重任的首选。

  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贫富穷通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仆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

  在当时士无常主的观念下,士人并不需要对君主从一而终。谁赏识他,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有些人甚至做出对“老东家”不利的行为,这在当时都无可厚非。

  《史记》中记载,脚穿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虞卿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

  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先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

  商鞅,原本是魏国大臣公叔痤的家臣,在魏国不受重视,辗转到了秦国,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裕强大的国家。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在魏国主持军事改革后,虽大败秦军,但因受魏武侯猜忌而投奔楚国。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站在了权力的?顶端。

  制度的变化,带来的是社会风气的巨变。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当诸侯们摒弃出身背景,而以人的才能为原则选任自己的官员时,出身贫寒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布衣卿相”“养士”成为战国时代独特的风景线。游士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完全不提礼义廉耻,纯粹从利的角度为君主和权臣出谋划策。

  在士无常主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一时之间,“礼贤下士”和游说君主成为风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尊贤养士工作做得好,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

  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研究发现,进入战国,那些在春秋时期叱咤风云的世卿显贵家族,除少数成为新的诸侯国君外,已经荡然无存。他发现,与春秋时期各国执政都出身于特定的世卿家族、国君基本上无权任命执政不同,战国宰相一类高级官员多是由本国国君任命,宰相或者由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担任,或者由出身寒微、不属于任何大家族的士人担任。和春秋时期的世卿相比,战国宰相不是终身职,也没有固定的任期。他们必须依托国君,以执行国君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