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认清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否属于反革命的性质的问题，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很难看清楚的。如果只是局部地、片面地看一些现象，也是不容易的看清楚的。但是，从他们活动的最后一段和结果着手，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回过头来再看，即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就较易看清问题的实质了。彭真认为：“只看林彪等阴谋杀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件事，就可以看透他们的反革命原形。”林、江反革命集团是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联盟。根据预审、检察的结果和特别监察厅起诉书所列的大量材料，“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处，比较容易审理。因为在林彪等阴谋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篡国失败，随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以前，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篡党篡国、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一个反革命联盟。不把两案合在一起审理，就很难搞清他们整个的反革命阴谋和罪行。”

    对于分开反革命罪行同工作、政治错误，彭真指出：“从起诉书看，谋杀毛主席，策动武装叛乱，阴谋分裂国家，怎么同错误分不开？林、江一伙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迫害那么多党政军领导骨干和干部、群众，这么大量确凿的罪行怎么同错误分不开？首先，制造伪证、诬陷迫害同偏听轻信、错误判断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从时间看，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叶群就施展阴谋手段，指使人制造伪证，进行诬陷，江青为了把刘少奇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早在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月，就非法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等十一人，并指使刑讯逼供，制造伪证，杨承祚等二人因此被迫害致死。”从起诉书列举的事实和大量的证据看，很清楚，制造伪证、诬陷迫害的是林、江反革命集团。透过“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透过现象看本质，哪些是好人犯错误，哪些是反革命罪行，是可以划分清楚的。

    彭真指出：“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两面派，‘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凭借其地位和权力，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反革命活动。反革命，是讲他们的本质、原形；合法、非法，是讲他们采用的手段、方法，他们的活动形式。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是搞阴谋的，为了达到反革命目的，是不择手段的。”不注意研究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两面派特点，很多问题就搞不清楚，就要上当。因此，“不注意研究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两面派特点，很多问题就搞不清楚，就要上当。‘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当受骗，甚至盲目追随，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或坏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对林、江一伙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认识不清，缺乏警惕。这个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两案”审判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实践证明，“两案”审判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伸张了正义，惩治了邪恶，标志着新中国民主法治逐渐走向健全。这与彭真扎实的工作密不可分。在“两案”审判工作中，彭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坚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区分好人犯错与坏人犯罪的问题，区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为“两案”审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领导“两案”审判的工作中，彭真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积极向中央汇报，对“两案”审判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