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历史上曾是一个统一的国家，1895年后，尽管王朝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分歧，但所谓的事大主义传统并没有被彻底消除。今天的朝鲜半岛虽然已经彻底分裂成为韩国和朝鲜两个国家，但事大主义依然影响着朝韩人民的生活，尽管两国都曾否定、批判过这种对华政策。
早期批判
从1895年起，朝鲜半岛脱离中国，正式开始与事大主义决裂；而对于事大主义的批判，也一直在进行中。这种对事大主义的批判的直接表现就是否定中国。1896年创刊的朝鲜报纸《独立新闻》写道：““朝鲜人从不知独立为何物，而且对外国人蔑视朝鲜人无动于衷。朝鲜君主曾经每年派使到清国朝拜，取用清国历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国年号，朝鲜人虽自知属于清国，但数百年间从未考虑洗雪此耻，而一直甘于其属国地位。倘考虑此种懦弱之心理，岂非可悲之人生乎？”而亲华事大的朝鲜政府是“对外总是宣称自己小、弱、丑，请扶起我”的无能国家。《独立新闻》还指出“ 朝鲜人身边虽有清国这样因拒绝开化而备受列强侵辱的例子，却仍有一部分人坚持效仿世界上最被鄙视、最为羸弱的清国，这样的朝鲜人是官民的仇人，是致使国家走向灭亡的罪人。朝鲜应该把这些人装进火轮船，运往清国，使他们‘朋友’相聚，这对朝鲜亦是一大庆事。”甚至还扬言“朝鲜如果能从同样的迷梦中醒来，全力学习富国强兵的学问及风俗，那么朝鲜也可以去抢占清国的辽东和满洲、获得八亿八千万的赔款。但愿朝鲜人民能痛下决心，十年后占据辽东与满洲以及日本的对马岛。”由此可见，《独立新闻》猛批事大主义演变为对中国的鄙视和仇恨。
20世纪初为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时期，批判事大主义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着名启蒙思想家申采浩号召朝鲜人为20世纪的新国民，湔雪数百年沉醉于事大主义之旧耻。他剖析道：“三国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支那虽大，却常视为我之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储汉文，人人读汉文，以汉官威仪埋没国粹，以汉土风教断送国魂，言必称大宋、大明、大清，堂堂大朝鲜，反认作他国之附庸属国，充满奴性，长陷奴境。”同时他又强烈呼吁祛除事大主义劣根性：
“夫今天下之势，固与汉唐时不同。泰西多瓦拉有六十八独立国，而我韩乃以二千万众求人庇护，则岂其情理乎？且明室之亡，今己二百有二十五年矣；清人近亦不振，甲午一败，遂成让退矣。未知诸公其将谁事耶？事俄、事美，必有所居，幸以一言相示如何？以愚所料，莫若以我人民事我国家矣！”
除了申采浩之外，柳寅植强调事大主义是朝鲜衰落的原因之一。他指出，自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尊王事大之论，遂为一部义理，而深入于全国之脑髓，养得依赖之习惯，缺乏自主之性格”。还有人痛心疾首地写道：“那所谓的以小事大被释为天经地义，将用夏变夷作为鬼训神诰来迷信，将尊中华攘夷狄视为春秋大义，在这种问题下为圣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蛮清，敢于付出许多牺牲，反而招来不少蹂躏，历史上的绝对耻辱，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也难以很快消除其痕迹的绝对的耻辱。”
以上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不可不谓严厉深刻，并普遍将事大主义视为耻辱。但是，这些批判大多缺乏理性，过于激进，有失偏颇，这也是朝鲜近代史危急存亡之秋的背景所致。而且这些对事大主义的批判大多数流于单方面批判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朝鲜民族的事大主义，还对中朝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当代韩国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既而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均对历史上留下的遗产——事大主义持否定态度。事大主义被韩国当代的部分学者认为是朝鲜王朝末期妨碍朝鲜近代化的原因之一。而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亦曾对事大主义进行批判。他对其事大主义这样定性：“纵观李朝五百年历史，其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事大主义……事大主义意味着对中国明朝的屈从”。他指出“李朝以前，我国人民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而李朝实行事大主义则“损害了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朴正熙认为朝鲜太祖李成桂实行事大主义的初衷是“考虑到韩半岛的地缘政治特征”的“政治原因”，但“这种方式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歪曲成为对中国的崇拜”，导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风气”。他将“对中国的奴颜婢膝”的事大主义盛行的原因归为一下四点：
1. 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2. 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
3. 高丽王朝以后，在照抄中国这种普遍情结的鼓励之下，我们倾向于牺牲我们固有的文化为代价，引进诸如儒家学说之类的外国文化；
4. 新罗借用唐朝的军队统一三国。从那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内部发生麻烦时就依靠外国的力量。
总之，朴正熙认为事大主义是“李朝的有害遗产”。不过，亦有韩国学者从另一角度评价事大主义，比如姜万吉写道：“外交上重视实利的事大主义，既可作为避免强国侵略、保全自己的策略，又可以成为以和平方式吸取先进文化的方法。因此，外交策略上的事大主义，如果只是出于保全自己和吸取先进文化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区分其对象是大明还是满清，只能以追求实利为标准。”即认为朝鲜王朝实行事大主义，不仅保全了自身免遭侵略，也获得了实利，因而对事大主义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给予肯定。事实上，韩国人有“事大”的传统，谁有力量，谁强大了，他就追随谁，交际善于投机，八面玲珑。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毕恭毕敬，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则可以刻薄无情。可见事大主义已深深植入韩国人的民族性之中，深刻影响着韩国人的为人处世方式。
当代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事大主义的批判远甚于韩国，朝鲜的金日成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事大主义。金日成说：“事大主义就是崇拜大国的思想，也就是屈从大国的思想。”他还指出事大主义的三个反动本质是“事大主义首先是背叛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出卖祖国和背叛民族的思想”、“事大主义其次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它盲目地轻视自己的东西，眼里只有大国的东西好”“事大主义的反动本质还表现为容忍大国主义，助长大国的专横”。金日成认为：“在高句丽繁盛时期，我们国家没有事大主义。高句丽人民屡次击退邻近大国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扞卫了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国威大振。然而，高句丽灭亡之后，我国腐败的封建统治集团开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动儒教教条，这种事大主义到了李朝末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金日成还说：“历史经验证明： 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断送革命和建设。”朝鲜劳动党所提倡的主体思想即一种否定事大主义，追求自我做主的思想理论。朝鲜劳动党章程中亦明确将“事大主义”列入斗争对象之一，可见事大主义在朝鲜是政治上的一大忌讳。
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义，很大程度上并非民族大义使然，而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对亲苏派（即“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亲华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义”，因而展开了对这两派的肃清。20世纪70年代主体思想确立之时，“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也被定为“主体思想的主要斗争对象”。不过“事大主义”在朝鲜已鲜少被用作亲华的代名词了，而成为亲美的代名词。1975年朝鲜便认为“在南朝鲜，反动的崇美事大主义大肆泛滥，腐蚀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心，麻痹人民的革命精神”。21世纪以后，朝鲜《劳动新闻》亦多次抨击韩国总统李明博、朴槿惠等“亲美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