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对晁错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仗着汉景帝的信任和宠爱，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要削藩;等削藩引起“七国之乱”，让景帝亲临战场，自己却留守后方;在应对叛乱之时，公报私仇，企图借机除掉袁盎。从而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晁错是一个才疏学浅的人，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是一个假公济私的人。其实细读正史，对晁错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你会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可以比肩贾谊的政治家，他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思想，对西汉王朝乃至后世影响深远。
晁错和贾谊都是一个学通儒法的人。他们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卓有远见的建议。不同的是，贾谊以儒为主，以法为辅，骨子里是儒家思想;晁错以法立身，缘儒饰法，骨子里是法家。
削藩入郡
西汉政权建立之后,汉高祖刘邦把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巩固皇权的政治支柱。但是随着诸侯王实力的增长,他们逐渐产生了同汉帝国分庭抗礼的野心。当时的有识之时，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贾谊的建议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众建诸侯,就是将一个大的诸侯王国分割为若干小国，诸侯王国数量增加，但单个诸侯王国实力减弱，无力与中央政府抗衡。这种策略比较稳健，但需要等待诸侯王国发生变故，所以终文帝之世，也仅分了赵、齐、淮南三国，而其他强藩如吴楚等国却依然如故，因而效果十分有限。
晁错的建议则是削藩入郡，就是把诸侯王国的部分郡直接收归中央直辖，或把部分县划入中央直辖郡。削藩手段过于强硬，很容易引起诸侯王国的叛乱。但风险和收益并存，削藩的效果十分明显。汉初，中央直辖郡仅有十五个,诸侯王国少则三郡，多则六郡。通过削藩入郡，大多数王国只有一郡或数县，而汉郡有八九十。诸侯王国封地日益缩小，汉郡的数目急剧增加，真正形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他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许多人指责他操之过急，从而引起了“七国之乱”，造成了不稳定的局面。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康熙王朝》，在康熙帝决定撤藩前和周培公有这样一段对话：
周培公问：“假如吴三桂拿了朝廷的银子，仍然不肯撤藩呢?”康熙帝说：“朕是拿大清的安危打赌，赌的是吴三桂不反。”周培公又有点放肆地问了一句：“万一皇帝赌输了呢?”康熙帝本不欲说，但周培公穷追不舍，说道：“皇上身系天下安危，为臣者宁肯获罪，也必须知道皇上的心思，臣斗胆求皇上口赐真言。”康熙帝答道：“朕现在即使赌输了，还有机会反败为胜，如果在这几十年里，朕老了，胆子小了，遇事会得过且过，所以假如祸事不可免的话，朕情愿它早点来。”
这段对话未必和历史事实相符，但我觉得它真实地反映了康熙帝撤藩前的心思：假如三藩叛乱这样的祸事不可免，迟来不如早来，这就是未雨绸缪的先瞻性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很多人喜欢把晁错的削藩策与主父偃推恩分封相比，以此来非议晁错削藩。我们必须承认，推恩分封这个利用人性欲望而设计的阳谋，的确十分高明，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晁错的削藩策及景帝后来对诸侯王国的军事打击,为武帝的推恩分封提供了保障。经过“七国之乱”及大规模削藩之后，诸侯王国的实力大大削弱，再也无力反叛，这也是推恩分封成功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某一位政治家在景帝初年提出“推恩分封”的建议，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诸侯王国发动叛乱也是大概率事件。在晁错被诛杀之后，从前线归来的谒者仆射邓公就明确指出，吴王欲谋反，已经准备了数十年，削地只是导火索，他以诛晁错为名，其实并不是针对晁错。
所以，在解决诸侯王国问题上，晁错的削藩并非一无是处，我们不能一味的抬高贾谊的众建诸侯和主父偃的推恩分封，而贬低晁错的削藩策。
对抗匈奴
秦末汉初，在冒顿单于统治下，匈奴帝国日益强盛，不时侵扰汉朝边境。贾谊对此流涕叹息，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攻心为上，以厚德怀服四夷， 辅以“三表 、五饵 ”之术。“三表”指的是爱人之状、好人之技和立信为义;“五饵”即以锦绣华饰坏其目,以美羹佳肴坏其口，以音乐舞蹈坏其耳，以财富厚赏坏其腹，以招抚贵族坏其心。
晁错则继承和发展了“以战去战”的法家思想，系统地总结了自汉朝建立以来抗击匈奴的历史经验，提出抗匈战争的战略措施。
他分析了战争中地形、武器和军队三者的关系，指出在战争中需要“得地形”、“卒服习”和“器用利”，即根据不同的地形，部署不同的兵力，使用不同的武器;严格选拔和训练士兵，使他们能适应边地水土气候;选用精良武器和装备，让士兵得心应手。
他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特点和长处，指出匈奴的长处有三：战马精良、骑兵骑射精湛、士兵身体强壮。而汉军的长处有五：有轻便战车、有强弩长戟、有坚甲利刃、有庞大箭阵、善于短兵相接。汉军人数众多，只要选用良将，讲求战术，一定能战胜匈奴。
他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让边地的义渠等少数民族的士兵去对抗匈奴，发挥他们熟悉匈奴、善于骑射的优势。这一建议在后来的汉武帝时期得以实施，武帝不仅征集境内的少数民族如义渠胡人入伍，而且把大批内服的少数民族军队如匈奴骑兵、南越楼船士和西域诸国军队改编为汉军，参加京畿的拱卫、边地的防守和对外战争。
在战略防御方面，他提出了募民实边的策略，对实边人员的来源、居住点的选择与建设，以及戍边人员的生活安排和奖励、行政组织和军事训练，都有周密的思考和安排。
实边人员的来源，首先是罪人，免除其罪，使其至边疆定居，立功自效;其次为奴婢，改变奴婢身份，使其脱离贱籍;最后为自愿赴边的平民。这样就把过来强制性的征调和谪戍，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
对于实边人员的居住点，他建议选择气候适宜、水土丰美、利于固守的地方，并建设好各种军事设施，既要让大家住得舒适，又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于实边人员的生活安排，不仅衣食住行国家全包，医疗祭祀统筹考虑，连娶媳妇都是由组织来安排，这样的待遇，实在是非常的诱人。
对于实边人员的组织和军事训练，他的设想是：以五家为伍，设伍长一人;十个伍为一里，设假士一人;四里为一连，设假五百一人;一连为一邑，设假侯一人。农忙耕田，农闲练兵，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简直就是古代版的生产建设兵团。
比较而言，在对待匈奴问题上，贾谊的建议多儒生之言，不切合实际;而晁错的建议既有战略上的准备，又有战术上的分析，既有总体的指导思想，又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操作性非常强。
入粟拜爵
西汉初年实行无为而治的国策，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商人和农民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对此，贾谊上《论积贮疏》，建议想办法让末技游食之民都回归到农业生产上来，从而充实仓禀，以备水旱之灾。
晁错则建议入粟拜爵，即上交一定数量的粟米，就可以得到不同等级的爵位，得高爵者可以免罪，得低爵的奴婢可以获得自由民的身份，自由民可以免除徭役。这个建议可谓一箭多雕。
一、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可以通过多生产粮食来换取钱物，从而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
二、繁荣了商业发展。商人通过入粟拜爵，可以提高社会地位，解除了对商人歧视的禁令，间接鼓舞了商人的经营活动。
三、减轻了农民负担。因为边塞、郡县粮食充足，让减免农民赋税成为可能。文帝从前元十二年开始，下诏免收天下田租，景帝虽然恢复了田租，但也是很低的“三十税一”。
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罪人可以纳粟免罪，奴婢可以入粟而成为自由民，使更多的人来从事农业生产。
五、增加了国家的财富积累。商人入粟，政府不出一文钱，却增加了府库收入，还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国库充实，也强化了边防建设，提高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入粟拜爵虽然为以后封建王朝卖官鬻爵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但在当时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极快地增加了社会财富，为武帝时期大规模对匈奴作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