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到三国鼎立这段时期，在历史课本上重点描写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讲述了这位枭雄如何从一个校尉晋升为魏王的故事。曹操迎落难的汉献帝于许县，并且在许县设立都城，并以汉献帝名义对袁术等诸侯进行讨伐，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自从汉桓帝之后，汉室衰相显现，境外羌、胡、鲜卑等部落不停侵绕，国内宦官和士人爆发严重的政治斗争，政治腐败不堪，百姓流离失所。等到汉献帝时期，好不容易逃出了董卓的迫害，又被李傕、郭汜所劫持，最后被曹操所救才得以保全性命。虽然曹操把持朝政，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在自不自立的基础上曹操还是十分清楚，一直保持汉臣身份，并优待汉献帝。

　　而在八百多年前的西周末期，纲常崩坏，周幽王被杀，诸侯立旧太子为帝，号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

　　东周各国

　　随着诸侯坐大，东周王朝一路走向衰微，已经不能和强大的诸侯抗争，所辖领土范围越来越小。到了东周最后一任君主周郝王时期，战国七雄势力已然形成，东周国和宋卫等若干小国一样依附在大国之下，看人脸色行事。秦武王时期，甚至公然派人把东周君主逐出宫殿，昔日王朝的天子在乱世之下如同草芥一般。

　　汉献帝和周郝王同样式乱世的落难天子，一个被抢着要，一个却没人理会，为什么生活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我认为，主要有这两个原因。

　　中央公信力不同

　　汉献帝时期，各地郡守和宗亲形成了反董联盟，在这个时候才敢名正言顺公开募兵，培养自己的军队势力。自秦朝实施的郡县制度以来，都尉、刺史所掌握的城防军队是相当有限的，一个郡守的兵力大概在两千人左右，如果兵力规模过大会受到《汉律》处罚。哪怕是为了反抗董卓，还有很多人都不敢以自己的名义募兵，“当是时，豪侠多附绍。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从这句话就能看出，很多地方官用袁绍的名义进行割据，实在是惧怕朝廷秋后算账，遭受制裁，所以都借用袁氏的名义坑袁绍，大家对汉室还是抱有希望的，也说不准和当年汉宣帝即位一样来个“昭宣中兴”的局面，再给大汉多延续数百年。

　　总的来说，汉末时期的军阀割据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前期虽有朝中政治斗争比较严重，但是汉朝政府的公信力还是比较强的，读书人和百姓对刘氏天下还存在着乐观的态度，所以对于汉朝皇帝不能贸然废立，否则就会遭受天下舆论巨大的压力，袁术的遭遇就是当时最典型的例子。

　　反观战国时期，东周国虽有天子之名，但无天子之实，从周幽王被杀到周郝王登位，各个诸侯的相互攻伐战争已经经历二百多年。礼乐崩坏的周朝，对国土各处失去统治力，各个诸侯也摒弃了春秋时代的战争法则，把战争变成了攻城略地的绞杀机器。等到七国先后称王，秦齐互相尊帝，各方势力在权力和地位上一步步僭越，试探天下人的底线，而东周君主国早已经如同枯槁一般被“囚禁”在洛邑。

　　公元前482秦国疆域

　　公元前400秦国疆域

　　公元前279秦国疆域

　　诸侯地位不同

　　就战国和汉末的天下来看，战国诸侯是真正意义上的诸侯而非军阀，七国都有位极人臣的爵位和统治地区，君主的概念也经过数百年战争的冲刷被人所淡忘，礼法不存，自然就不顾上下尊卑。汉朝十八路联军，不过是官场中的底层阶级在闹革命，所作所为都受到尊卑、礼法和君臣的限制，所以两个时代诸侯们掀起的波澜不可同日而语。

　　看汉末纷争，反董联盟之中官职最高的要属袁绍为之前担任的司隶校尉，其他的如张邈、公孙瓒、孙坚、袁术等人都是太守，充其量这场联盟就是全国十八个市的地方武装发动的起义，在百姓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十分有限，甚至还不如之前的黄巾起义的规模。而战国时代，秦等国家就是天子特封的伯爵国，甚至可以与其他国家互通使节，甚至可以对外发动战争，是完全以国家的机制在运转，控制着城池、土地、人口，还有独立的内政调控，这几个方面在规模和量级上，就超过汉末时期。

　　汉末割据

　　经过多年的经营，各地百姓特别是秦国百姓已经形成和君主意志相匹配的价值体系，言行充分遵循国家价值观，从而摒弃了旧时周王城的礼法模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虽为诸侯，但统治和执政模式已然上升到国家层面。诸侯不断坐大，中央权力遭到削弱，周王室已经无力对众多诸侯国实行管控，只能派使者游走于各国之间，保障王室安全。

　　商鞅变法

　　自此这些侯国开始对其他邻国发动战争，扩张领土，掠夺财富，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东周无力与天下争，甚至承诺秦国打下的土地都归秦国，已然显现衰败，只得讨好强国并附属他国之下求得安宁。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就大概能了解为什么周郝王被冷落，而汉献帝很抢手的原因。在国家发展之中，君主上台无一不是加强中央集权收归权力，一旦诸侯权力过大而得不到限制，都会爆发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最终演变成为武力斗争。在最后，强大的一方吃下相对弱小的一方，重新洗牌，把新的权力重新进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