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清朝,各种学术思想蓬勃发展并逐渐趋于成熟。在当时多重文化思想的冲击与启发下,加之自己多年的教育经验与实际创作经验,姚鼐逐渐形成了一套丰富、系统的语文教育思想。对其思想进行整理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语文教育史知识,使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脉络更为完整、清晰,同时也便于我们吸收借鉴有益部分,实现古为今用。

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姚鼐的执教生涯从其中年直至去世，持续了将近四十年。正是这近四十年里，姚鼐的教育理念体系逐渐完善，进而真正做到了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在对学生进行教育之前，姚鼐尤其重视学生个人品格的要求。姚鼐理想中的处世之法便在于他所讲究的“士志于道”。在他看来，“惟能知为人之重于诗者，其诗重矣”，为人是作诗行文首先应讲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应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又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姚鼐曾担任过山东、湖南的乡试考官，善于发现、培养人才，这自然反映出他对于学生的一种重视态度。又曾执教于书院近四十年，受他指点提携的后辈学生自然为数众多。比较杰出的如“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在对学生写作的训导之中，他则提出几种要求加以规范。

个人差异具体对待在姚鼐眼中，学生天资有差，因人而异，这就造成了在对学生进行写作教育之时，学生的起点并不一样，尽管可加以同样的师资、环境等培养，但最终达成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他对此这样评价，“文章之事，望见途辙，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必有天授”，众人的天资总是不一样的，与生俱来之事自当不能变化。但这一切都要讲究事在人为，先天的不同并不能够完全阻隔人们学习上升的空间。文章写作之事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故而学生的天资卓越固然值得欣赏，个人应从中发挥自身能力，后天的努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写作过程讲究方法姚鼐在文章的写作学习中，要求学生应该掌握精读、诵读、熟读的学习方法。他对学生培养的个人观念，并不是要对其学习对象的全盘借鉴与吸收，他讲到，学习的文章要真有超人处，众人不必为了整齐统一而选择笼统地学习文章。在学习前人文章之时，应选取评定出的最优的方向，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并不是要求学生对学习对象进行全面肯定，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同时在对文章的借鉴学习之中，还应掌握“因声求气”的学习方法，便是讲究将大声文章诵读出来。姚鼐提出了具体方法：一味地默读终究难以体会到文章感情内容的态势起伏，必须要大声地将文章诵读出来，急读品味文章的体势起伏，缓读来理解文章的神韵气味，这样便可在二者交错进行之中，取长补短而获得进步。另外，还应该熟读多作。他提及当世天资聪颖者少，用功精专者也少，而文章写作的用功之始就在于熟读古人之作。他认为“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意，不遣而自去矣”，通过熟读与多作文章的练习，熟悉文章的整体内容，挖掘文章深层的具体内涵。

因为姚鼐讲学的影响力颇大，故姚鼐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同乡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人梅曾亮、管同；宜兴人吴德旋；阳湖人李兆洛；娄县人姚椿；新城人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