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部队到达藏族区毛儿盖西边一百多里的沙窝时，王稼祥突然发高烧。经医生检查，原来是伤口发炎，肠子腐烂，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此时，大部队已到毛儿盖，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专程从毛儿盖来到沙窝，看望王稼祥。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会议通过了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定北上抗日。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会议。据当时王稼祥的警卫员邱仁华回忆： “为了纠正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三点多钟，……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抗日。”①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伤势略有好转，拄着拐杖参加了会议，作了重要发言，反对张国焘向西发展的错误主张。他说：“我们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轻易放弃向东发展的方针。向东发展，背后无敌，背后的少数民族我们要争取，成为苏区的一个主力。但如果向西发展，则要缩小苏维埃运动，而且性质上会因为失去汉人广大工农群众，失去社会基础，而变成为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 (即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八月二十六日部队离开毛儿盖，王稼祥因行动不便，坐担架与党中央一起，随右路军行动。往北不远，便进入了纵横数百里、人烟稀少的水草地。这里瞬息万变，时风时雨，草丛上浓雾迷漫，草丛下积水泛滥，根本没有道路，人只能在草上走，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不少红军战士牺牲了。更为困难的是背的干粮有限，粮食断绝了，只能靠挖野菜、草根充饥。经过这样艰苦的跋涉，王稼祥身体已非常虚弱，但他心里始终想着战士。邱仁华回忆说： “出草地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露营在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旷野里，到了半夜，天下起大雨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雨具，稼祥同志见此光景，赶快叫担架员把担架上的唯一的一块雨布撑开，把我们叫到他身边说： 都围过来吧，大家挤在一起暖和，下这么大的雨，衣服淋湿了，会冻坏的。第二天就要出草地了，他看见战士们带的口粮都已吃完，就叫我们把节省下的一点粮食统统拿出来煮给大家吃。他说： 部队很快就要出草地了，你们长期吃不饱，吃点充充饥吧。当出了草地到了哈达铺，他又很风趣地同大家说：“第一顿饭无论如何不能吃得太饱，很长时间没有吃顿饱饭啦，猛然吃得太多会胀死的。”①

　　八月下旬，左右两路军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因此，党中央率一、三军团从巴西北上，并于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并致电张国焘，命他率领部队北上。王稼祥在这个会上明确指出： “现在向南的方针走不通，只有死路。”为了使部队迅速脱离险区，俄界会议又决定，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王稼祥担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在此期间，王稼祥除了要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还用很大精力关心干部战士的成长。由于长期的艰苦行军，战士牺牲很多，有些同志感到革命前途渺茫。王稼祥耐心细致的向干部战士作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他说： “革命斗争是艰苦的，长期的，有时甚至要经过流血牺牲才能取得胜利。眼前，我们是苦，是累，有的同志还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立场，宁死不屈，为我们的后代造福。”②他还常常教育下属干部和战士，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丝毫违犯。当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常发生有钱买不到粮食和见到存粮又找不到主人的情况，他也决不允许违反群众纪律，让部队给群众留下购粮银币，并耐心教育、批评那些不执行纪律的干部和战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经常关心和鼓励干部、战士学文化。他说：学文化对工作、对革命都有利。部队到达陕北后，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他曾把一批干部、战士推荐到红军大学、中央党校、军委通讯学校去学习，使这些同志能为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赴苏治伤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十一月，经过山城堡一仗，稳定了陕北的局势。

　　这时，王稼祥住在党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县城一座小山脚下的窑洞里，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林伯渠等的住处接邻。王稼祥由于长期病痛折磨和营养差，脸色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一天，王斌邀请刚刚从上海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来替他会诊。马海德见他腹部的伤口很大，腹膜发炎，体温偏高，如要彻底治疗，非打开腹腔不可，但当时的设备条件，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只好仍旧采取保守疗法，打针吃药，尽可能加强一些营养，力求控制病情，不至于进一步恶化。当马海德知道王稼祥是拖着重伤的身体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惊叹不已地说： 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鉴于王稼祥伤情严重，党中央决定送他赴苏联治疗。毛泽东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护送。十二月初，王稼祥在贺诚、邹大鹏等伴送下，从保安出发，准备经西安转上海去苏联。在去西安途中，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到西安后，由于陇海铁路交通被国民党何应钦的军队阻断，他们只好又返回陕北，到党中央新的所在地延安待机。不久，通过党的地下工作关系，搞到去太原的护照，王稼祥乃于翌年二月，仍由贺诚等陪同，秘密由延安出发，以乘火车去太原为名，由宜川过黄河，经临汾到榆次，乘上东去石家庄的火车，然后经北平到天津。在天津住了一些日子，王稼祥又在贺诚陪护下到达上海，准备等候轮船去苏联治疗。

　　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为他们在僻静地区汾阳路六十四弄五号安排了住处，并指定进步作家周文、郑育之夫妇担任政治交通，负责掩护。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洋房，王稼祥就住在三层楼上，足不出户，每天躺在床上阅读各种书报。贺诚每次出去都要从外面买回一大堆书报、杂志供王稼祥研究。他根据所掌握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形势，曾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党中央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

　　抗日战争前夕，上海白色恐怖仍旧严重。为防止敌人破坏，王稼祥来此不久，即要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检查一下有无粗心大意的地方，不要给敌人抓住把柄。郑育之拿出方志敏的 《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两份手稿，请示处理意见。恰巧那天潘汉年和冯雪峰也在，王稼祥与潘、冯共同研究，认为既是方志敏烈士遗著，就应该很好地珍藏起来，以免遗失。过了两天，潘、冯二人来到郑育之住所，带来了照相机，把文稿一页一页地拍下来，并把底片拿走，原稿则由冯雪峰拿去转移到别处，使这两份手稿得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王稼祥和贺诚在上海期间，由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托人以植物学教授去比利时考察为名，去国民党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才将出国手续办好。

　　六月下旬的一天，王稼祥和贺诚乘苏联轮船离开上海，到海参崴后又转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的亲切接待。苏联政府很快安排王稼祥住进医院。当苏联大夫打开他的腹腔作手术治疗时，发现里边已化脓，且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污物。苏联大夫大吃一惊，这是多么危险啊! 王稼祥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转危为安后，又去南俄罗斯疗养院住了一个时期。

　　同年十一月，王稼祥在莫斯科见到王明。此时王明同康生即将回国，由正在莫斯科养病的王稼祥，接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王稼祥只同意在养病期间代替短期工作，病愈即回国，要王明回国后请中央派人接替。王稼祥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时，主要工作是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革命形势。他常把党报党刊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等材料，用俄文编写成短文，送季米特洛夫参阅，这对取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了解和支持，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稼祥开始到共产国际工作时即表态说： “我是习惯军事生活的，养成了军事工作作风。所以同我在一起工作，就要严谨而雷厉风行，不可吊儿郎当! ”他要求工作人员办事要准确无误，不许模棱两可，拖拖拉拉。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一改王明时期的那种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气，受到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人员的高度赞扬。

　　王稼祥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对于王明在苏联不顾事实地整人而造成的冤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纠正。共产国际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开过“七大”后，在列宁学校设立了一个特别班，参加特别班学习的中国代表有陈云、陈潭秋、滕代远、周和森、曾山、孔原等人，由曾涌泉任翻译。在学习期间，孔原因反对王明而受到打击，被开除学籍，既不给工作，又不准回国，一拖就是两年。王稼祥对此案作了调查，澄清了事实，纠正了这起冤案，决定让孔原回国。接着又解决了曾涌泉的冤案。由于曾涌泉在党小组会上揭发了列宁学校校长包庇两个中国托派的事实，引起这位校长怀恨在心，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之机，对曾涌泉打击报复，开除了工作。曾涌泉向中共代表团申诉，而王明、康生却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曾只好向共产国际监委申诉，要求对他进行全面审查，彻底搞清问题。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主动审理这件冤案，认真研究了监委所提供的调查材料和证明，并亲自找曾涌泉谈话，在事实真相全部了解清楚后，为曾涌泉明辨是非，后来组织上撤销了对他的错误处分，并同意他回国的请求。一九三八年，曾涌泉、孔原一起离开苏联，取道新疆回国。

　　重大的使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与康生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批评中央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党的正确路线。接着，在翌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做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的报告，更加强调一切 “统一” ，绝对服从于“统一”，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说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因此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迷惑了一部分同志。虽然，由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抵制，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坚持了正确观点，使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但当时共产国际有的领导人并不太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比较相信王明，把王明看作中国革命的领袖。

　　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争取共产国际了解我国具体情况和我党的具体政策，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赴莫斯科。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召开了听取和讨论任弼时报告的会议。王稼祥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补充发言。王稼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区别，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巩固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和工农武装力量，它有力量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同国民党联合一致抗日。他还强调指出： “现在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①。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公开文件和一个内部文件。会后，王稼祥预备回国，他的工作由任弼时接替。临行前，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和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 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季米特洛夫还托王稼祥把共产国际通过的两个重要文件带回国内，交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夏，王稼祥取道新疆回国。他由苏联乘飞机到新疆，然后由新疆改乘汽车东行。当汽车行驶到离兰州城外几十公里的荒山野地时，突然遭到了土匪的抢劫。护送的机枪手和警卫排战士一个个倒下去了，情况十分紧急。为了保存共产国际交给的重要文件，王稼祥急中生智向敌人喊话，问他们要钱还是要人? 当对方答话说要钱要东西时，王稼祥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他打开箱子给了他们一些现款，同时又把手表摘下来给了他们，机智地脱离了危险，赶到兰州，又由兰州到西安，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再乘汽车直奔延安。

　　八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立即把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的详细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作了汇报。在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心思想是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中共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认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确定了全会的主要议程是： 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 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当时王明在武汉，中央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文件的传达。王明不肯到延安参加会议，竟无理要求党中央到武汉或西安去开会，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后，王明又要王稼祥速赴武汉，与他单独见面。王稼祥抵制了王明的上述企图，一面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一面以筹备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的身份打电报通知王明，要他迅速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否则，一切后果将由他自己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得不来到延安。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正确路线。毛泽东作了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重申全党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过，“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