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圣地——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成为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和战友之一。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以毛泽东同王稼祥或者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文电数以百计。在这期间，王稼祥在为中央起草或者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和撰写的重要论著中，提出了不少重要创见，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宝库，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王稼祥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之一。《决定》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和革命的需要。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和党性。”规定 “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支部的负责干部都必须参加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以增强党性的锻炼。”这是一份加强我党建设的十分重要的文件，以后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文件之一。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在中共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及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阐述。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 “对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搬运的公式主义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章还特别指出，随着中国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达胜利前途的保证。”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经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

　　王稼祥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加强人民军队的政治和军事理论建设。一九三九年二月，在他的主持下，在延安出版了 《八路军军政杂志》，以交流抗战经验，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对办好这个刊物很重视，除约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撰写文章外，自己也撰写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伟大成就，指出这些成就是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环境联系起来的结果”①; 同时对建设革命军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着重指出： “我们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先进军队，不是所谓 ‘老粗’的军队，也不是单纯的农民军队，不识字和无知识应当不是光荣，而是痛苦，而是我们进步的最大障碍。我们共产党不仅应当有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还需要有自己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②他为《八路军军政杂志》 写的题词就是：“没有战争的理论，就不会有战争的胜利，为提高八路军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而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又提议并经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八路军军政学院，由他担任院长。他为军政学院确定的教育方针就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具有理论修养，有高度觉悟和指挥才能的八路军各级军政干部，为抗日前线输送领导骨干。

　　王稼祥在延安时就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当时有一批著名医学专家如何穆、魏一斋、史书翰等，还有国际友人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先后来到延安，充实八路军医务工作者的队伍。王稼祥十分欣喜地对军委总卫生部政委刘惠农说： “今天与当年红军时代不同了，参加革命的有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有科学家、艺术家、还有医生，对这批知识分子，党首先要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为革命事业服务。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没有革命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也就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①

　　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王稼祥认为必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概括了三个字： 容、化、用。容就是大量吸收;化就是教育改造; 用就是大胆使用，给以提拔。他对总卫生部领导同志具体交待说：我们要帮助医学专家们解决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现在我们的条件还不好，但也要尽最大努力，给他们较好的待遇，创造较好的环境，使他们安心工作。我们要发挥他们的专长，依靠他们办学校、办训练班，培养出更多的医生和护士。在王稼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一九四○年九月，在延安创办了第一所八路军医科大学，也叫中国医科大学，由王斌任校长，史书翰任副校长，饶正锡任政委，何穆、魏一斋等担任教员。第一批招收学员五百多人，都是从沦陷区、国统区来到延安的爱国青年。他们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毕业后，输送到陕甘宁边区、华北各解放区工作，后来有不少同志成为我国医务战线的各级领导骨干和专家。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王稼祥亲自为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起草文件，还主持召开军委直属机关精兵简政的会议。他要求直属政治部： 一，将原有六十余名干部和勤杂人员减去一半; 二，取消科一级编制;三，取消单独的伙食单位，同总政治部机关合并为一个伙食单位。军委和总政各单位精简工作进展很快，用了很短时间就达到中央提出的要求，压缩了机关后勤人员，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和机关工作效率，被精减的同志也都得到妥善的安排和使用，大家都感到满意。

　　大生产运动开展以后，王稼祥召集军委各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要求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制定本单位如何实现自给的计划。他还在王家坪礼堂召开的军委直属单位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政治动员，使大家认识到大生产运动非开展不可，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从而使大家确立了一定要把生产搞好的信心和决心。

　　动员大会之后，军委直属各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大家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起早摸黑搞生产，干得很起劲。大生产运动使机关、部队分别达到部分自给或基本自给，改善了大家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的关系。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 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王稼祥为委员。

　　这一年的夏秋之际，王稼祥患了严重的肠胃病，住进医院，未能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相当多的代表来自各地，对王稼祥缺乏了解，因而落选了。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毛泽东在大会上向代表们作了耐心细致的工作，给予王稼祥很高的评价，历述他为中央起草各种文件，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两次关键性的会议中作出的贡献，并建议把他列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的第一名，希望大家选他。以后，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王稼祥名列前茅。

　　工作在东北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病情仍时好时坏，但他要求继续工作。对于他的健康，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关心，安排他担任以叶剑英为组长的北平执行小组顾问，顺便在北平作健康检查。在北平检查，发现在延安时因照爱克司光不慎而得了二度爱克司光烧伤，已经开始溃烂。党中央闻讯后，又让他住进张家口的白求恩附属医院，并特地从延安派去著名外科医生为他医病。一九四六年五月，经中共中央同苏联方面联系，确定由苏联派飞机接王稼祥去治病。同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致聂荣臻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并转王稼祥的电报中说： “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己决定告我”。毛泽东关切地说： “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①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王稼祥由张家口乘飞机到苏联医治，病情有所好转。这为他以后继续坚持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

　　稼祥在苏联治病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先派重兵在东北大打，接着，又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关内也打起来，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奋起进行自卫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就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王稼祥密切注视国内形势的发展。当他的病情经过治疗开始好转后，就急于回国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他对他的爱人朱仲丽说： 现在我身体好了，可以工作了，不能再在苏联待下去了。苏联有关方面为他在海滨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疗养场所，被他谢辞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国，来到哈尔滨。中央决定他留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作尚无经验，特别是管理象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王稼祥对这里的一切也很生疏。但是他知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面临一个伟大的转折，工作中心开始逐步地由农村转向城市，摆在全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尽快地制订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以支援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

　　哈尔滨市是东北解放较早的大城市，有六七十万人口，工业基础较好，商业、交通均很发达，而且当时前线供给，收容俘虏，安置伤员，训练民兵，都要依靠这个城市。由于有些干部长期战斗在农村，缺乏城市工作经验，不了解城市工作的特点，因此曾一度出现农民进城抓逃亡地主，清算地主、富农在城市经营的工商业，发动工人、贫民起来斗争资本家，把工厂分给工人，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等现象。以致造成生产停滞、市面萧条、工人失业增多的局面，对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都极为不利。针对这些问题，在王稼祥主持下召开会议，认真总结管理城市的经验教训。为了便于分析情况，他要参加会议的十几个同志都带第一手资料。会上，他在听取各方面意见之后，根据党中央颁布的一系列城市工作的政策和指示，严肃地指出，我们在新收复的城市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防止收复初期的破坏和混乱。现在和游击战争时代不同，游击战争时代占领城市是临时的，在部队大量补充物资后，随时要撤退; 而今天占领城市后，城市中的商店、工厂、房屋建筑、学校、医院，都成了人民的财产。因此，在接管城市后，一定要把城市保护好，把城市保护好就是一个很大成绩。他认为进城后首先要组织市民搞生产，而不能只搞斗争、不抓生产; 对于旧政权机构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造，不能一下子都“彻底砸烂”，影响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定要限制农民进城乱抓人，搞乱社会秩序。对哈尔滨市委正确做法，如把几个有代表性的大资本家保护起来，并保障他们的财产不受侵犯; 同时，又把确属汉奸、特务、土豪劣绅的坏分子，通过群众斗争进行处决等，王稼祥都予以支持，因而稳住了中小资本家，使哈尔滨市的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人民生活也安定了下来。

　　一九四八年六月，王稼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精神，结合东北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城市工作大纲草案》，对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施政纲领、经济政策、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建党工作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强调在城市工作中要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大纲草案》发至各省，并通知七月底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总结过去工作，讨论《大纲草案》和拟定今后工作方针。对这个《大纲草案》，东北局内部有不同意见。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林彪认为它是右倾思想的代表作，责令将其收回。王稼祥因病而未能参加城市工作会议。会上，《大纲草案》虽然未被通过，可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干部认为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其中的一些规定，对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都是有利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王稼祥随东北局进入沈阳，他被免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改任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

　　翌年初，王稼祥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对王稼祥在东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 “王稼祥在东北局关于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①; 并在不久后批评了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的错误②。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出使苏联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为了与苏联商谈有关我国建国方面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派王稼祥帮助刘少奇做出国的准备，并调邓力群、师哲、戈宝权等协助他工作。七月二日代表团从北平出发去苏联，主要任务是沟通和加强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新关系，介绍我国革命形势下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支持的基础上，争取苏联对我国的援助。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工作十分繁忙，双方连续举行了四、五次会谈，每次都要花去四、五个小时。王稼祥全力以赴，协助刘少奇全面安排代表团的活动。特别是每次同斯大林会谈之前，都作了充分准备，会后写出纪要向党中央汇报。在王稼祥具体周到的安排下，会谈有条不紊地进行，取得很大成绩，为中苏建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后，还对我国在莫斯科筹建大使馆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圆满完成会谈任务后，同年八月，刘少奇和王稼祥等人回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我国的外交工作。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正式承认我国，决定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毛泽东亲自推荐熟悉苏联情况的王稼祥出任我国首任驻苏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王稼祥肩负着为巩固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使命，率领随从人员乘专车离开北京，经过十天的长途旅程，于十月三十一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苏联外交部官员以及各建交国使节的欢迎。

　　王稼祥到莫斯科后，首先拜会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商谈中国大使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呈递国书事宜，并派曾涌泉、戈宝权去苏联外交部礼宾司，了解呈递国书的仪式和程序。王稼祥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为呈递国书作了充分准备。十一月三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呈递国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呈递国书仪式完毕后，全体合影。什维尔尼克还单独接见了王稼祥，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王稼祥任职不久，大使馆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出访苏联的通知。他立即动员全馆人员，为迎接两位领导人的到来，作好一切准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陪同下由北京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高级官员的隆重欢迎，王稼祥也率领使馆全体人员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中苏两国首脑的会见，表明中苏两国人民友谊进入到新阶段。

　　毛泽东在苏访问期间，王稼祥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协助他工作，并竭尽全力做好，甚至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稼祥也都亲自检查。

　　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祝寿大会。晚上，毛泽东参加了祝寿大会，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祝斯大林健康、长寿。王稼祥和使馆人员也应邀参加。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和使馆人员陪同下，拜谒了列宁墓，敬献了“献给列宁一革命的伟大导师”的花圈，瞻仰了列宁的遗容。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王稼祥的陪同下去列宁格勒游览参观，访问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参观了列宁格勒战线防御工事，晚上在基洛夫歌剧院观看了芭蕾舞。第二天返回莫斯科。

　　根据参加此次中苏会谈的伍修权、师哲等回忆，毛泽东这次访苏，还希望苏联宣布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原中苏同盟条约，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新的同盟互助条约，但未马上向苏方直接表明此意图。而苏方特别是斯大林，鉴于过去过多地干涉我党内部事务，造成强加于人的错误，也未主动提出签订新约，以致双方一度在互打哑谜。王稼祥在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作为大使首先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透露了毛泽东的意图，促使苏方积极行动起来，着手准备与我国政府签订新的条约，并公开宣布此事。毛泽东也决定由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至莫斯科参加这一工作。在中苏两国这一历史性事件中，王稼祥为沟通双方意图并促成两国进一步友好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奉毛泽东的指示，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王稼祥除陪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拜会和参观活动外，还要为中苏两国领袖和政府会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二月初，中苏谈判基本结束，王稼祥又亲自参与指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的起草、定稿等工作。

　　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参加下，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权代表，维辛斯基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权代表，分别在条约上签了字。这一划时代事件震动了全世界。从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和巩固进入了新的纪元。

　　毛泽东归国前，我驻苏使馆在“大都会”饭店为毛泽东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王稼祥考虑到毛泽东赴苏与斯大林会见，是世界共运史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全世界都在关注; 同时也考虑新中国和毛泽东的威望，于是，他亲自拿着请帖到克里姆林宫会见莫洛托夫，请他转呈斯大林，务请出席宴会，以象征中苏之间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二月十四日晚上八时半，王稼祥大使夫妇在宴会厅门口迎接来宾。参加宴会的有苏联党政机关最高的领导人和各部门的负责人，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外交使节，总数达五百余人。斯大林亲自光临，为宴会增添了友好和热烈的气氛。席间，毛泽东先举杯祝斯大林健康，斯大林也几次举杯祝毛泽东和周恩来健康。此时此刻，王稼祥为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而由衷地高兴。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王稼祥继续同苏联方面谈判，签订了中苏两国建立电报、电话的协定，交换邮件、包裹的协定，在我国新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的协定，创办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公司的协定，创办中苏民航公司的协定，有关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等等，并代表我国政府在协定书上签字。

　　驻苏大使馆是我国第一个驻外使馆，王稼祥针对使馆人员缺乏外交工作经验的弱点，聘请了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系统地为大家讲授外交礼仪、外交文书和法律条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自己也参加听讲，并要求整理出文字资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和充实，从而为我国外交工作建立了一套制度，也为我国派往东欧等国的外交人员学习外交业务提供了经验。王稼祥还一再强调，外交人员应掌握所在国语言，组织使馆全体人员学习俄文。在他的严格要求和督促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使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驻苏使馆有着严格的外事纪律，一切重要的外事活动，都要向党中央事先请示，事后报告。王稼祥对使馆人员要求也很严格，如参赞和秘书的外事活动，回来后一定要向大使汇报。由于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工作又严肃认真，因而在驻苏大使工作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王稼祥偕夫人朱仲丽来到繁华的大城市莫斯科，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他身为首任驻苏大使，但他衣着朴素，精神焕发地出没于各种外交场合。当中央批准使馆工作人员实行薪金制时，他为自己定的工资很低，几乎只相当于使馆司机的薪金，仅够维持两人日常生活。有时为了工作需要，夫人自己动手缝制衣服。王稼祥和夫人就这样在国外节衣缩食过着外交家的生活，用节约的薪金买了一部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出的“吉姆”牌汽车，送给国内的中央领导人使用。

　　一九五○年夏，王稼祥身体不好，由夫人陪同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尤利温泉疗养区治疗，后又回到莫斯科住进近郊的疗养院。同年秋后回国，即未返任。当时正当我党国际威望急剧提高，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要求同我党建立联系和加强往来。一九五一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对外联络部，作为党中央与其他国际共运和各国兄弟党相互关系和联络事务的常设机构。毛泽东考虑到王稼祥熟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又富有同外国党打交道的经验，经中央决定，他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负责党中央的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

中联部部长

　　一九五一年初，王稼祥担负起第一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重任。他一到中联部，首先抓了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他提出中联部在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上，必须少而精，人员不宜过多，不能搞成庞大臃肿的机构，工作必须讲求效率。因此在他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机构层次少，部下面只设组 (后改为处) ，工作效率是高的。

　　当时中联部的干部，大部分是从中央统战部调来，缺乏国际知识和外事工作经验。王稼祥要求干部，通晓业务知识，掌握世界各国和各国兄弟党的基本情况，以及工人运动情况。他常对干部说，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不能沾沾自喜，以外行自居。一定要不断地提高国际方面的知识，否则就不可能对国际现象和国际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就不可能比较有把握地来掌握党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政策。

　　王稼祥对科以下的业务干部，提出每天最少要写五百字的材料给他，逼着大家去钻研业务。开始有许多同志叫苦连天，后来不少干部就是在这个每天五百字的要求下苦练成才，业务提高快，成果出得快，感到有前途有奔头。王稼祥对下属起草的简报和文电，有五个字的要求： 即快、准、短、通、雅，尤其要求快和准。他说，不快可能失了时效，不准可能犯错误，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中联部是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机关，王稼祥认为，要完成党交给的联络兄弟党的国际任务，必须正确地掌握党际关系的原则。他根据多年来国际共运的经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有关党际关系准则。他说，我们党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用一通句俗的话来说，就是“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我们必须掌握住这个特点来进行工作。我们党和各国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因此，各国党就象“兄弟”一样，可以称为“一家人”。但是，另一方面，每一个共产党，总是首先代表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民族的。每个国家的情况殊异，要制定这个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探讨和作出决定。因此，各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是完全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又不是一家人” ，更不能是“父子党” 。王稼祥说，如果不能妥当地处理好“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这个关系，那就会发生大国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王稼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更应该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这是真挚的友爱的新型的兄弟国家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不能搞大国主义，干涉别国内政。他在处理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始终遵循这个原则。

　　一九五一年四月，王稼祥受中共中央委派去苏联，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会谈。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时，在座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领导人。双方对朝鲜问题、国际共运、亚洲革命形势和中国情况，广泛地进行了交谈。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评价很高，甚至说： “联共党了解的主要是欧洲、西方的情况，亚洲、东方的情况还是中国熟悉。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即： 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其根据是小国在建设和防卫方面有许多困难，只有和大国联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难题①。对于斯大林的这个设想如何作出反应，这对王稼祥是一次考验。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的方针，用和缓但明确地语气说： “我们不能这样做。”②在五十年代，敢于对斯大林的意见提出不同见解，是极为难得的。王稼祥坚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赢得了对方的尊敬。斯大林还亲自陪同王稼祥共进午餐。

　　一九五三年三月，中共中央任命王稼祥为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指导工会、青年团体、妇联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组织等群众团体的对外活动。他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国际活动委员会工作的目的， “就是争取更多的国际友人，直接间接地影响各国人民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以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为主体的国际和平力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③他要求工作人员认识国际活动的重要性，要学习国际知识，提高国际工作能力，不断总结经验，做出成绩来。在王稼祥的指导下，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国际交往活动很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王稼祥在担任中联部部长期间，在处理各国兄弟党之间关系中始终坚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因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威望急剧提高，影响迅速扩大，至一九五六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与世界六十多个兄弟党建立了关系。这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同时也充分表明了在王稼祥主持下的中联部工作是有成绩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前来参加，盛况空前。王稼祥担任接待委员会主任，主持整个接待工作。这是一项极其繁重复杂而又十分细致的工作，从发出邀请、组织迎送、安排与领导人会见、参观访问等，都不能有丝毫差错。王稼祥指挥若定，部署有方，日以继夜，不辞劳苦，鼓舞和带动全体接待人员共同努力工作，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各国代表们的高度赞扬。

　　在党的八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和混乱。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兴高采烈，乘机在全世界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恶浪。面对这股逆流，作为中共中央参谋机关的中联部，立即投入新的紧张的工作。王稼祥除带领中联部干部搜集、翻译和整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供中央政治局讨论参考外，还对有关斯大林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中联部多次谈到，斯大林除了犯有肃反扩大化和对个人崇拜的错误外，还对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他指出，斯大林犯这些错误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苏联前身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封建帝国。这是个人崇拜和大国主义赖以生存和滋长的土壤。他认为个人崇拜除斯大林要负责任外，其周围的人包括赫鲁晓夫自己也要负责。指出，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不仅不能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且还会以新的形式发展家长制的大国主义。苏联由大国主义发展为霸权主义的事实，证明王稼祥的预见是正确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至十九日，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王稼祥是代表团成员。这次出访的任务，主要是交换对波、匈事件的看法。会谈日程和工作安排都很紧张，周总理还在公开场合作了多次演讲。王稼祥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主持起草了三个联合声明、两个新闻公报和周恩来的十四次演讲稿，对这次访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表了错误的言论，毛泽东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由于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一大批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时，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王稼祥，在领导中联部机关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实事求是地对于整风鸣放中的言论进行了具体分析，感到尽管中联部也出现了某些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言论，但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于这种分析，在中联部已有两人被打成右派后，他就及时地把运动停下来，使反右派斗争在中联部没有再行扩大。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王稼祥对此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为了检验自己的思想认识，他日以继夜地研读有关“大跃进”的内部材料和文章，听取从农村参观回来的同志的汇报，同时自己也外出去通县、武昌等地参观。他看到农村刮“共产风”的情况后，心里非常着急，坐卧不安，思考了许多问题，有时甚至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