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上，王稼祥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谈了人民公社办得过早的意见，并请他转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他的意见在武昌会议上未被接受。回到北京后，他又研究了苏联农业公社问题，更感到我国在组织高级社不到两年，就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非常草率的，是不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准备下达一个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文件，明确地提出制止“共产风”，毛泽东特意要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将此件转给王稼祥过目。王稼祥为自己在武昌会议上提的意见被采纳而高兴。他这种在错误浪潮冲击的时候不随波逐流的精神，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一九五五年三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曾说过： “现在共产党当权了，共产党员干部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革命性格，为人民服务的无畏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纯洁品质，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象我这样过去犯过错误的人，应当经常控制自己，以所剩不多的 ‘余年’ ，做出些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戒骄戒浮，不做有损于党和国家的事，以便补偿过去的错误，以便去见马克思时，能够手上拿着党和人民的鉴定书，虽然犯过错误，但一般的说，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六○年，康生开始插手中联部工作，积极地推行 “左”的一套，企图控制中联部。王稼祥对阴险奸诈的康生是深有警惕的。对有些不必要让康生插手的事，就尽可能不让他插手。康生三番两次地伸手向王稼祥要机密文件，王稼祥坚决予以拒绝。他说： 这些重要文件，如不经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批准，谁也不能看。康生怀恨在心，待机报复，在部里散布流言蜚语，挑唆干部对王稼祥不满。尽管如此，他毫不畏惧，对“左”的思潮坚决抵制。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张香山说，我过去犯了“左”的错误，那时以为这些“左”的东西很革命，后来算是认识到了，并非如此。“左”的危害很严重，害得红军被迫长征。当然，认识“左”的错误比认识右的错误要难，因为它是用革命词藻修饰起来的。识别了，就要同错误划清界线。

　　一九六二年初，王稼祥考虑到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工作上也有严重失误，再加上苏联背信弃义，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等等，他在中联部党委会上，就党的对外工作提出一些意见。二月二十七日，王稼祥同中联部两位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对外工作的方针性建议。他认为： 为争取时间渡过国内经济困难，对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 建议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面地、准确地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 在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 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的这些意见是从当时面临国内国际的情况出发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也是符合党的对外工作基本方针的，并得到中联部党委一致同意，从组织原则讲也没有错。可是，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未被重视，反被康生诬蔑为中联部在王稼祥领导下搞所谓“三和一少” (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并且自一九六三年起，就不再让他主持中联部工作，他只好在家读书。

　　一九六六年三月，周恩来要王稼祥带几个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并兼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稼祥欣然接受。不久，席卷全国的十年动乱开始，这项工作也就无法进行了。

　　惨遭迫害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直接插手中联部的运动，恶意煽动批判“三和一少”，蓄意把火引到王稼祥身上。一九六七年，康生又说批判“三和一少”不够了，进一步提出批判 “三降一灭” (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 ，为王稼祥制造了许多可怕的罪名，攻击王稼祥是中联部的定时炸弹。当时，周恩来亲自过问中联部的工作。他向伍修权传达毛泽东的意见： “王稼祥是有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①，第二天，伍修权在中联部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上，以个人口气传达了这个精神。康生一伙不仅继续残酷迫害王稼祥，并把伍修权打成“王稼祥的黑干将”，惨遭关押八年。接着，中联部一大批老干部，也都遭到种种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王稼祥因忍受不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处于病危状态。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杨德中赶到医院，向医务人员转达了他的意见： 全力抢救，只能活，不能死。在医务人员解除顾虑后，王稼祥经过精心治疗，才得以活命。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等大批老干部撤离北京; 王稼祥也被赶出北京，下放河南信阳。周恩来知道那里气候炎热，特地派人从徐州送去一只澡盆，并指示信阳地委，要让王稼祥安心休养。一九七 ○年冬，王稼祥在信阳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可林彪、江青一伙令其改名换姓，不让看病吃药，欲将王稼祥置于死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生说服了信阳地委的同志，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报。毛泽东接到电报，立即批准王稼祥回京治疗。王稼祥回到首都后，住进了北京医院。

　　王稼祥努力为党工作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甚至在遭受林彪、江青、康生残酷迫害，被隔离、监禁的时候，还多次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在被囚禁的环境中，做一些如俄文翻译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当然，他的信是不可能转给周恩来的。尽管这样，他并不灰心，而是主动地在禁闭的小屋子里，以手中仅有的俄文本毛泽东著作，进行俄语对照勘误工作。

　　一九七一年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提出，要让王稼祥站出来工作，周恩来还曾当面告诉王稼祥，让他组建一个中央外事工作班子，研究外事政策。可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蛮横反对下，王稼祥一直未恢复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逃、自取灭亡后，王震、陈云、李富春等商量说，毛泽东多次赞扬过王稼祥，中央应该分配王稼祥的工作。于是王震去看望王稼祥，并劝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一下思想情况。王稼祥很快把信写好了，在信中又一次检讨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身不安” 。这封信由王震转呈毛泽东。一九七二年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对王稼祥的一段很长的评价。大意是：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支持我的。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 (指周恩来同志) ，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毛泽东还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恩来办①。廖承志、王震先后到王稼祥家中，讲了毛泽东对他的评价。王稼祥听了，极为感动。

　　一九七三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稼祥被选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 。他们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在《北京日报》上批判所谓“三和一少” ，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王稼祥。一月二十四日，王稼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篇转载文章。这天傍晚又接到通知，要他自带粮票去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夜里，肖劲光来看望他，又告知江青已派人到海军点火，发动“批林批孔”，一场摧残党的新灾难即将来临。肖劲光饭后告辞时，两人互相叮嘱要多加保重。由于王稼祥处于极度忧虑之中，感到大祸临头，整整一夜不能入睡，心情异常沉重。他深沉地对朱仲丽说： “我深信，这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有人在捣蛋，要整总理，可耻! 你要坚定地跟毛主席，跟总理! 千万要记住啊! ”②谁知这番话竟成了王稼祥对朱仲丽的临终赠言。凌晨，王稼祥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含恨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 “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推倒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强加在王稼祥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王稼祥彻底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