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山乳名洛生，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曾用名唐沽。1899年11月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白沙锦原曾家一个家境清贫的私塾先生家里。父亲曾采芹，清末秀才，为人忠厚正直，在本村及邻村设馆教学。母亲康春玉，是一个勤劳贤慧的农村妇女，生过五男二女，有二男二女年幼天折，只有延生、洛生 (曾山) 、炳生兄弟三人长大成人。
曾山小时候跟随父亲断断续续念过二至三年私塾，大部分时间帮助母亲在家种田，上山打柴，做家务劳动。1915年他 15岁时，村里闹了一场大水灾。为了减轻荒年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他被送往赣州东门外天竺山对面一家做丝线的小作坊 ——裕丰泰栈房，学做丝线手艺，实际上是每天帮老板干挑水、煮饭等杂活，很少上落场学习解丝。那时学徒不给工钱，作坊里只管吃饭，每餐只有一样粗菜，后经同行业的职工争取，才添了一样豆腐。一年半后，曾山才开始学手艺。由于他勤问好学，很快掌握了解丝和打线的手艺。老板见他可以独自操作，就把师傅辞退，由他接替了师傅的工作。曾山劳动特别卖力，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有时还同老板一起挑着五六十斤的丝线担子，翻山越岭由赣州到三南 (龙南、全南、定南) 、安远、寻乌等地的小市场去卖。尽管这样，老板却没有教他染线的手艺。三年学徒期满后，曾山又在裕丰泰作坊作了两年帮工，才回到吉安家乡。
1921年，曾山回到家乡后，为了维持生活，一面种田，一面设案卖肉。由于损害了当地豪绅曾和苟独家经营屠宰业的利益，曾和苟便买通官府，以曾山未缴牌照税为由，罚了他24 块银元，把他的小本屠宰经营搞垮了。
1925年五卅运动后，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带着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从上海回到吉安，发展党的组织，声援上海工人运动，同时在家乡建立革命组织觉群社①，并通过这个组织，发动农民对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曾山在哥哥帮助下，积极参加觉群社的革命活动。他后来回忆说： “在旧社会里，我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看到周围一带的农民们受到土豪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由于相同的遭遇，我就特别同情农民的痛苦。五卅运动时我哥哥曾延生 (他已是共产党员，但我当时并不知道) 由上海返回南昌、吉安，组织学生运动，也返家中教我们秘密组织农民起来斗争”②。从此，曾山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5月，曾山家乡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秘密革命活动转向公开组织农民协会。曾山积极地参加农民协会的各种活动，率领贫苦农民，斗争罪大恶极的地主土豪。经过斗争的考验，他于10月在白沙圩由曾迎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随后党派他秘密组建中共儒林区(三区) 委员会，对外代号叫“王有胜”②。儒林区委建立后，立即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动广大群众欢迎北伐大军进驻吉安城。这年底，吉安三区农民协会成立。曾山积极领导农民开展清算公堂账目，焚烧契约，抗缴地租和解放私婢公娼，实行婚姻自由，开办夜校，禁烟禁赌等斗争。
1927年2月，吉安县农民协会在吉安郊区召开了一次审判土豪劣绅的群众大会。曾山发动三区农民，把一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反对和破坏农协组织的土豪劣绅曾和苟捆押送县，经公开审判后被判处死刑。这件事大长了广大农民的斗争勇气，大灭了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反动气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吉安地区的中共组织也在白色恐怖下遭到严重破坏。1927年秋，曾山根据党的指示去广州，进了叶剑英领导下的教导团。12月参加广州起义，为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于年底回到吉安，并由党组织派往墩城的芳井、赤陂一带进行秘密工作。不久，他在芳井建立了党小组。
1928年初，曾山到泰和县万合圩田塅朱家，任中共泰和边区区委书记①，并以单线串联的方法，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不久， 他返回吉安��城， 将芳井党小组与官田的举州支部在淡江合并，进一步扩大了党的组织。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队伍，他不分昼夜在山头、庙里召开骨干会议，研究如何进行减租减息、抗租抗债、向地主豪绅借款、串联发展革命组织等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他在墩城、官田、八都等16个地区，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秘密成立了中共永福区委会，他任区委书记②。
这年4月，曾山领导了声震吉安西路山区的四·九农民暴动，率领700多名手持梭镖、大刀、长矛的贫苦农民，向驻守在天平山的匪军进行围攻。但由于敌强我弱，土豪劣绅又勾结反动军队对贫苦农民进行反扑，使暴动遭到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曾山根据党的指示，迅速率领部分暴动骨干和缴获的四枝步枪向赣东转移，深夜路过横江渡圩镇时，将横江渡警察局房屋烧毁，第二天拂晓渡过赣江到达陂头。
5月，中共赣西特委为了加强吉水县委的领导，指派曾山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③。9月，他出席了吉水县值夏区在三格塘召开的区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对当时地方党如何发展组织、开展暴动等问题做了周密细致的部署。
1929年春，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曾山被选为特委委员。10月，赣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曾山被任命为主席。11月，赣西团的特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80多名党团员被捕，随后中共赣西特委和吉安县委也受到严重破坏。为了营救被捕同志，中共赣西特委准备攻打吉安城，指派曾山兼任中共延福区委书记，负责组织攻打吉安城的工作。
11月，赣西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主席。
1930年2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由闽西来到赣西。2 月7日，在吉安陂头召开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土改、红军、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重大问题。曾山以赣西特委代表身分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时，产生了意见分歧，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等极力主张按耕作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而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和特委委员曾山则极力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对贫雇农有利，可以争取群众。最后，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意见是符合广大贫雇农群众利益的，因而是正确的;按耕作能力大小分配土地，则对富农有利，因而是不正确的。会上，根据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
联席会议还决定，将原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军总前委。总前委是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赣西南 (当时决定赣西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 、闽西、东江等苏区的指导机关。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曾山为常委。会后召开了赣西县区苏维埃联席会议，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这时，国民党唐云山独立十五旅进犯苏区，曾山率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在水南、值夏一带，一举歼灭了来犯之敌，取得了首次攻打吉安的胜利。
1930年3月22日，根据陂头联席会议的决定，在吉安富田召开了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赣西南特委，刘士奇当选为特委书记，曾山当选为特委委员;同时，成立了相当于省级政权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由于曾山是总前委常委，按照总前委决定，总前委常委必须随红军行动。为此，他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请赣西南总工会委员长肖道德暂时代理，自己跟随红军行动。当红军总前委随红四军打到广东南雄时，接到中共中央5月底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知。曾山遂被派往上海参加会议。
曾山从上海开会回到赣西南苏区后，抵制了李立三的“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不打南昌、九江，夺取吉安的正确主张，并积极发动群众，领导第八次攻打吉安城的战斗，取得了在吉安天华山歼敌邓英部一个主力团的胜利。9月 29日，毛泽东、朱德在江西袁州发布了再次攻打吉安的命令。在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吉安前，曾山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接连发布了数十道“通告”、“通知”、和“紧急通令”，布置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做好配合红军主力攻打吉安城的有关事宜。10月4日，曾山率领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红一军团占领了赣西重镇吉安城。至此，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30多个县、400余万人口的红色区域。10 月7日，在吉安城内中山场召开了10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宣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曾山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①。会后，曾山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并 “率领一批干部，在吉安城内进行筹款工作。在短短几天时间就筹集到五六万块银元、一二十片金子和大量银子。他将这笔钱一个不留地交给红军作军饷”①。10月16日，红军主力由吉安向北推进，曾山随军经峡江、新淦到达新余县的罗坊。 25日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了联席会议，围绕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正在调集兵力，向苏区发动进攻的军事形势，以及红军如何进行军事部署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曾山等坚决拥护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科学分析和主力红军退回苏区，实行“诱敌深入”以利于歼灭敌人的正确主张。10月30日，红军总前委在罗坊确定了“诱敌深入” 的作战方针，开始了粉碎敌人第一次军事 “围剿” 的伟大斗争。
罗坊会议后，江西省行委在吉安召开了各县负责人会议。曾山代表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传达了罗坊会议精神，具体布置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反复阐明了实行“诱敌深入”和进行“坚壁清野”的重要性，要求各县认真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以保证反 “围剿”战争的胜利。11月18日，红军撤离占领45天的吉安城，分路向东固山、永丰龙岗等革命根据地进发。19日，曾山同毛泽东等由吉安神岗山过禾水河，经永和到达白沙锦原曾家曾山的家乡。“毛泽东在曾山家里，亲自慰问了烈士的母亲康春玉妈妈，高度赞扬了这个光荣的革命家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②。曾山的家庭确实是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曾采芹由一个私塾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担任过中共吉安县委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安危，为党传送情报，曾先后三次被捕，每次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漏党的任何秘密，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①。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组织并参加过上海杨树浦地区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的“二月罢工”，担任过中共九江地委书记，领导九江工人和市民反抗英帝国主义和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和曾天宇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万安暴动。1927年底，曾延生由党组织派往赣州任赣南特委书记，妻子蒋竟英 (共产党员) 也随同工作，不幸于1928年2月23日在特委机关一起被敌逮捕，又于4月4日一起被杀害于赣州城②。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和曾山一起在家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党派去九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1927年8月惨遭敌人杀害，年仅23岁③。
1930年11月19日，在红军主力撤离吉安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根据曾山的布置，也从吉安城转到陂头，立即投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坚壁清野的紧张工作。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打响以后，曾山在红军连战皆捷的捷报声中，一边发动苏区人民运送弹药、粮食和伤病员，率领地方革命武装力量配合红军清剿散兵游勇，大力支援战争; 一边帮助苏区人民恢复生产，安置好因受战火破坏的家园，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在江西苏区派驻代表推行“左”倾错误，诬蔑毛泽东的领导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逼迫曾山表态反对毛泽东。曾山并没有被这种威逼所屈服，而是明确地申述自己的观点，指出苏区的巩固发展，红军的发展壮大，多次反“围剿”的胜利，都是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结果①。
1931年秋，江西省苏区内部，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许多好同志被诬陷为 AB团分子，遭到关押、拷打，甚至杀害。曾山向省政治保卫处负责人李韶九提出意见，对这种错误做法表示反对，但遭到拒绝。11月17日，曾山乘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机，把江西省苏区内部肃反中还在继续发展的 “左” 倾严重错误，报告了中央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等②。中央局根据9月间接到的《中共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的精神，于1931年12月5日，发出了 《中央苏区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信》，其中“关于反AB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别斗争问题” 中，特别强调了“要把反AB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别斗争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必须迅速地毫不犹豫地纠正过来”⑧。这就挽救了肃反中许多正在受诬告的同志，避免了革命力量招致更大的损失。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5月，在兴国县城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曾山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12月，在宁都七里坪举行的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曾山受到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打击，被调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岗位。但是曾山一如既往地积极为江西省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努力工作。毛泽东曾多次讲过，“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①。
1934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曾山出席了这次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在新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中，担任内务部部长。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被调往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工作，中央决定由曾山代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领导江西苏区人民，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曾山在不明了中央任何具体部署的情况下，临危受命②。接着他又奉中央分局项英之命到广昌去率领一个独立团 (实际只有300多人) ，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26日，曾山在宁都西甲村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和策略问题。会议决定，首先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北上，然后向东固集结，以东固为据点坚持游击战争。会议决定撤销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成立江西省军政委员会③。当时以为，中央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不久即可转回中央苏区，那时红军游击队即可在内线配合，消灭深入中央苏区的敌人。后来曾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当时中央分局转告我们，只要坚持半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就可打回中央苏区。根据这种错误估计，我们就没有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深入发动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的打算和部署。结果只是集中弱小的地方游击武装力量，对深入中央苏区的强大敌人进行斗争，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没有多久时间，就使留在中央苏区的武装，遭到严重损失①。到12月，曾山在完成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以后，率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一、第二团及省级机关干部，从永丰县黎溪村出发，进军吉安东固，由于无法突破封锁线，暂留原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底，曾山率部在广昌一带与敌人周旋一段时间后，从宁都转到泰和、兴国边境。在兴国的崇贤地区与胡海率领的公(略) 、万(安) 、兴 (国) 特委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不久，罗孟文率领杨 (殷) 、赣 (县) 特委及红军独立第十三团来到兴国崇贤。在艰苦游击战争中，三支红军部队会合在一起。3月初，曾山在崇贤地区的齐汾，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在敌人四面包围、又与中央分局、中央苏区办事处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如何突出重围的问题。因为当时深入苏区的敌人力量强大，又采取堡垒围困政策，要想在公、万、兴苏区继续坚持斗争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和敌人拚消耗，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突围到粤赣边区去，和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李乐天、杨尚奎会合。会后，在组织突围中，由于队伍庞大，行进迟缓，不能在短时间内冲过封锁线，因此几次组织突围均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曾山为了缩小突围目标，分散敌人阻击力量，乃号召各团各自选择突围路线冲出重围。“曾山和胡海分手时，拿出了一面写有 ‘艰苦奋斗’ 四个大字的红旗，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念对胡海说： 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 二则今后我们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胡海听了坚定地回答：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艰苦奋斗吧! 于是，他们将这面红旗从中剪开，曾山拿了左边 ‘艰苦’ 两字的半面，胡海拿了右边 ‘奋斗’ 两字的半面，用以互相勉励，以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鼓舞革命斗争的意志。”①
3月中旬，曾山率领红军独立第一、第二团及省级机关干部，由兴古线以北地区，突出了敌人的重围。接着，又先后在永丰以南的官田学士桥、古县丁毛山和永丰以北的流源、马埠一带，突破敌人的碉堡线，几经艰苦战斗，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3月底，曾山率部在小口岭附近，围攻王璋川靖卫团四个碉堡，俘敌10余人，缴枪七八支; 又袭击了丝茅坑、老营盘、高兴圩的敌人，并在兴国的后坊街歼灭敌军一个连，除了缴获步枪三四十支外，还缴获食盐、布匹、药材等许多战利品。但是在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地主靖卫团、还乡团的处处阻击下，曾山率领的队伍历尽了千辛万苦，辗转在泰和、吉安、吉水、新淦、乐安、永丰、广昌、宜黄、黎川等地，始终未能实现突过赣江到湘赣边区去的计划，且部队又受到很大的损失。 5月间，曾山率部回到了新淦游击区，再次遭到强大敌人的包围阻击，几百人的队伍被打散，留在曾山身边的只有27人。为了缩小目标，他将这27人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突围。在突围中两个小组又失散了，曾山率领的一个小组也只剩下三人。他决定回吉安东固，但走到永丰找饭吃时，遭到靖卫团的围追。曾山和一个姓郭的战士，一口气跑到吉水的湖口地区。那个战士要求潜回家中暂避，于是曾山只有孤身一人。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坚持斗争。为了寻找党的组织，他在革命群众掩护下，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闯过了敌人的层层关卡，潜行到了上海①。
9月的一天，曾山到上海法租界一家商店购买物品，偶然遇见了原在中央苏区总工会工作的梁广。他们虽很熟悉，但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相遇，不能不使相互倍加警惕。他们都向对方周围进行观察，见对方没有人陪同和跟踪等可疑迹象后，才互相接近，并示意到别处去谈话。在南京路广东冠生园茶楼一个偏僻的座位上，梁广介绍他是因为长征时生病，留在中共福建省委工作，1935年初，苏区中央分局派他来上海中央分局联系工作，因为要找房子，所以常来法租界走走。曾山则介绍他在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遭到失败，只身潜来上海寻找党组织的经过。曾山说，队伍失散已经四个月了，他身上还约有十七八块银元，只能再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希望梁广能帮助他尽快找到上海党组织。梁广要曾山写好住址，商定派人与他取得联系的接头暗号，言明如三日内没有人去找他，第四日便在此再会面一次，如果三日内有人去找他，便不必再来此会面了。他们分手以后，梁广迅速将曾山到上海的情况向党作了汇报。不久，曾山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经长征过沪定桥以后由中央派来上海的负责人陈云的批准，保送曾山去苏联学习。按照上海党组织规定的时间和路线，曾山离开上海辗转到达苏联，于 1935年冬进了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①。
曾山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近两年。在此期间，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重要著作，聆听了当时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重要报告，提高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在此基础上，他还总结了在江西苏区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曾山于11月间由莫斯科经新疆飞回延安。同年底，中共中央派他回到江西南昌、吉安、赣州等地，协助项英、陈毅做南方各省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工作②。
1938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当时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 、新四军军部、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相继在南昌市三眼井正式宣告成立。曾山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③。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各地到南昌集中的游击队员，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环境，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大都未换上过冬的棉衣，夜晚都睡在地板上，被子也很单薄。曾山看到游击战士这种情景，感到十分难过。他积极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要求及早发放过冬棉衣，并将自己从苏联带回的仅有的一条毯子，送给体弱的战士御寒，使战士们非常感动①。
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建立不久，于1938年4 至6月陆续迁移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曾山仍留在南昌处理遗留任务，并兼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 日，他到延安列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评了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后，曾山于年底到西安，准备转重庆回南昌。由于蒋介石不准签发由西安经重庆的航空护照，曾山在西安等候多日，以致到1939年1月才回到南昌。
为了及时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曾山回到南昌，立即召开了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由于日寇飞机每日在南昌上空骚扰轰炸，城内秩序异常混乱，扩大会议转到丰城县城继续举行。鉴于当时抗日形势的迅速变化，曾山要求与会同志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一个时期内注意反对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指出党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作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的方针②。
1939年春，曾山离开江西去广西桂林，向正在那里的周恩来请示和汇报工作。事后，曾山随同周恩来经江西、浙江金华、绍兴等地，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东南局视察工作 (这时因中共中央长江局巳撤销，原来隶属长江局分管的东南分局，经中央批准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局)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敦促项英贯彻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 “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①
同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由黄道担任，曾山回到皖南泾县丁家山中共中央东南局，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具体分管民运部和敌占区、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
1940年12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及指定路线，曾山率领东南局机关干部及东南局党校一批干部，先行撤离皖南，进入苏南解放区后，将撤出人员交由苏南区党委安置，曾山即由秘密交通护送到上海。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东南局和中原局，建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山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后，立即离开上海，前往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苏北盐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担负着建立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并指导敌占区和国统区地下党的斗争。曾山慎重地甄选忠诚可靠的地下交通员，周密地选择地址，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以保证根据地与敌占区、国统区地下党的通信联系及物资运输的畅通。
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斗争时期，不少在敌占区、国统区工作的同志，先后撤退到了根据地。曾山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使他们“深深感受到象女儿回到娘家那样的温暖亲切”②。当时，陈毅痔疮严重发作，不能行走。曾山亲自和干部一起抬担架送他到彭城医院去治疗③。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检查“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曾山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一个检讨“皖南事变”的报告。他说： “东南分局成立起，我就在东南分局工作”，“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一般的是一直和项、袁在一起的。因此，在这点上，我对项、袁所犯的错误，要负较大的责任”。“为什么我没有和项英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是由于项英的家长制度非常凶; 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软弱，这是一个教训，这种软弱是对党有损害的。” 同时，“因为项英是东南局最有威望的领袖，中央委员、政治委员”，“项英常常对一个同志不满，即可以一个电报叫他滚蛋，我当时不愿造成这种形势，深愿坚持在东南局工作。” “当时我在东南局是副书记，但项英不以副书记对待”，曾想把我们的分歧“打电报报告中央，电报未发完，项英知道有问题，就把译电员撤了，后来我要求去参加党的 ‘七大’ 的电报也发不出去”。从项英犯错误的过程中，曾山总结了三条教训： “一、谁能彻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谁就能取得胜利，采取两面派手段是会失败的。二、军队必须认真执行中央指示，不能故意与地方为难，军队同志应该主动帮助地方同志，要重视在军队中进行这种教育。三、项英的家长制作风是不对的，但我怕他也是不对的。”①
1942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及新四军军部由苏北盐城迁到淮南黄花塘。曾山这时又兼管华中局的财经工作。为了保证抗日根据地内军民的物资供应，他在根据地组织干部和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克服物资上的困难，并通过地下党组织，从上海敌占区秘密购买大批军火、药物、生活用品等急需物资运进根据地，以保证新四军及机关、群众的急需。“为了统一华中根据地的货币免受敌占区、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影响，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设立了华中印钞厂，创建了华中根据地的第一个银行——华中银行。在反扫荡斗争中，他亲自率领人员做好印钞厂的安全转移工作。”①
1943年初，曾山被指派去新四军七师指导工作。他刚抵达芜湖七师师部，就遭到日伪军的包围袭击，形势十分危急。结果在突出日伪军包围圈时，遭到日寇机枪疯狂扫射，幸而他机敏地从马上滚入山沟，才免遭伤害。最后他化装潜行脱离了险境②。
1942年至1944年，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华中局还通过党校，举办了几期县团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班。曾山在负责每期学习班的审干工作中，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方针，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曾山为七大代表，未能出席大会，但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四)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出现了复杂的形势。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搞好收复失地、接管好城市和敌伪物资的同时，积极领导华中区军民开展练兵、土改和生产运动。曾山在华中局负责接收敌伪物资和开展生产运动方面的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及华中局机关由淮南黄花塘北移到山东境内。曾山留在淮安新组成的华中分局任组织部长、财经委员会主任。为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保证部队给养，他对具有财经工作专长的知识分子干部大胆提拔使用，因而保证了大兵团开展运动战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粉碎美蒋反动派军事进攻的斗争。
1947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奉命撤销，分局人员除留少数在原地坚持斗争外，都转移到山东。当时，淮安地区环境险恶，曾山请求留在滨海地区一个县去担任县委书记，发动群众在敌后打游击，但组织未批准①。不久，他转移到山东临沂地区，带了几个干部在驻地千家祠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地区土改以后，富农占有的土地最多，多余的生产资料没有征收，而贫、雇农的土地较少，地主的土地、房屋、浮财也保留过多。曾山在华东局召开的会议上介绍了临沂地区的土改调查情况，提出了山东土改中存在不彻底的问题。后来华东局决定，在山东进行土改复查中注意纠正这一偏向②。
1947年7月，曾山出席了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并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参与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工作。
曾山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分管财委工作。为了保证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物资供应，他大力发动群众，通过各种物资流通渠道，做好华东野战军及兄弟部队的支前工作。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进入了伟大的战略决战阶段。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曾山担负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支前工作，夜以继日地在淮海战场上奔忙。据统计，“自1947 年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到华东全境获得解放，在将近三年多时间里，他负责指挥华东各省，特别是山东省的广大农民，每年贡献出近20亿公斤粮食和其他大量物资”①。在缺乏现代运输工具的情况下，这些军粮和军用物资全靠数十万、数百万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用肩挑、手推车和牲口驮运等方法运送前线，这其中的动员、组织和管理工作是极其繁重、艰巨的。曾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8年，当华东野战军解放了山东的潍坊以后，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派曾山组成接管领导班子，由曾山任接管委员会主任。他选派了一批财经工作干部到潍坊，很好地完成了接管工作。同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后，华东局又派曾山去接管济南。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曾山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华东局，认真贯彻党的决议，积极领导华东的财经干部 为实现华东和全国的解放，为中共由农村到城市工作的转变，积极做好支前和接管城市的工作①。
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曾山积极为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进行准备工作。他调集大量木材，修造过江船只，又从大连和淮海战场运来数百部缴获过来的汽车引擎，用以组装机帆船，对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