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23日一举解放了南京城。曾山参加了接管南京的工作。5月27日，我国最大的沿海城市——上海解放。曾山又致力于接管上海的工作，任上海市副市长，负责上海市财经战线方面的工作。他遵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关于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反对共同的敌人的精神，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据当时参加接管工作的老同志回忆，“上海一解放，千百万人的生活和生产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物资力量来维持上海的市场需要，特别是要保证 ‘两白一黑’ (大米、棉花和煤炭) 的供应。早在上海解放以前，党中央、华东局就指示曾山，要他在苏北、淮南等地储存大批粮食、棉花、煤炭及其他物资。因此，上海一解放，就将事先储存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上海，有力地打破了过去上海要完全依靠进口外国物资才能生存下去的局面”③。
上海解放之初，物价波动很大。当时的物价操纵在市证券大楼证券交易所的几个大投机商的手里。曾山进入上海市后，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原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很快地掌握了上海市场的黑幕情况，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和陈毅市长的直接部署下，通过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这些大投机商，并宣布取缔了上海市证券交易所。与此同时，曾山迅速组织大批财经干部，着手进行整理财政税收，统一财经管理，积极推行公债，让人民币占领上海市场，从而迅速地稳定了物价。上海市人民群众对此莫不赞誉备至①。
1949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曾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在领导华东财经委员会工作的同时，仍以很大精力做好上海市的财经工作。他领导财经干部没收和接管了上百个官僚资本的大企业、大仓库，并将这些接收财产如数上缴中央，为支援全国的最后解放，起了重要作用②。
曾山在负责上海市和华东局的接收、接管工作中，严格要求所有财经干部，认真贯彻执行财经工作制度和财经纪律。他自己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一尘不染。当时，接收和接管的大小仓库和无数金银财物，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他从不利用职权非法拿取一丁半点。有些财经干部提议在接收和接管物资中拿些急需用的如毛巾、牙膏、钢笔之类的小物品，分给大家使用。他听后总是谆谆告诫，严厉批评。他说： “如果我们财经干部都可以利用职权，带头破坏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那就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那就是严重的失职和犯罪。”①由于曾山带头严格遵守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在接收和接管工作中，没有发现财经干部违犯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的。
1950年6月6日至9日，曾山赴北京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会后，他在上海和华东其他地区，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的三个条件，进行了艰苦的工作。经过1951年到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和华东地区，基本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方面的平衡，并通过大力掌握原材料，开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试行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形式，逐步引导民族资本转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使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也逐步好转②。
1950年7月，淮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淮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损失。为了根治淮河水患，中共中央和华东局作出了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员会，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在治淮期间，曾山非常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华东各高等院校水利、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参加治淮工作。1951年曾山采纳以汪家桢为首的中国专家的建议和他们提出的施工方案，在淮河支流淠河上，建成了高质量的著名的佛子岭水库。
曾山在上海市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期间，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外民主人士亲密地合作共事，尊重民主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严格要求自己所领导的工作部门的党员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曾山在华东财经机关负责领导开展“三反”运动，对党的干部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方针。当时华东局有个财经单位，报送了一份要求枪决某某“大贪污犯”、“大老虎”的材料，请曾山审批。曾山没有轻信这份上报材料，他派人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结果证明，这个干部虽然在进城以后工作中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并不是什么“大贪污犯”、“大老虎”。曾山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这个干部①。
(五)
1952年10月，曾山奉命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大量的工作。
1956年9月，曾山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全面总结建国以来商业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在这次大会上，曾山当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7年11月，曾山调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主管交通、铁道、民航、邮电等部门的工作。1958年，曾山在铁道部领导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在缺乏现代机械装备的条件下，采用了能够节约动力的“驼峰”调车场的土法装载法，在原有基础上加快了火车车次运转，增加了货物装载量。他还提倡交通协作，采用铁路、公路、水路一条龙的运输方法，比较好地发挥了交通运输方面的潜力①。
1960年11月，曾山调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他曾多次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以及各老革命根据地去视察工作，认真帮助地方解决存在的问题。1962年8月，甘肃、青海两省的少数民族发生了边界纠纷。他被中央任命为甘、青边界工作组组长，率领工作组深入甘、青两省边界少数民族地区做细致的说服工作。经过两省边界代表会议的协商，使这一地区的边界纠纷得到了解决②。
1963年8月初，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水灾。中央派曾山到山东受灾地区去做救灾工作。他往返于一片汪洋的京、津、鲁地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的领导下，分别在天津市的静海县和山东省通城地区的恩县，开凿了两处排水通道，疏导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三大河流的洪水入海，从而解除了洪水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威胁，取得了救灾工作的胜利③。
1964年初，曾山回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视察检查优抚工作。他到了吉安的陂头、新圩、东固，赣东北的弋阳、横峰、景德镇，赣南的瑞金、宁都、兴国等地，看到有些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还没有多大变化时，深感内疚和不安。他向这些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认真转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深切关怀，希望他们努力做好老区工作，把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搞上去。曾山在赣南视察时，发现那里有许多光山，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建议从国家每年下拨的救灾款中提出200万元，以五年为期，拨给赣南老区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批准①。
1966年2月8日、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三次强烈地震。周恩来亲自深入地震中心地区指挥抢救工作，慰问安置受灾人民。曾山率领中央慰问团两次深入到地震尚未停止、灾情非常严重的隆觉县白家寨地震中心慰问灾民。他根据周恩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的指示精神，帮助灾区人民，战胜因灾害带来的困难，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生产②。
曾山调北京工作以后，曾多次率领中国党和政府的代表团，出国进行外事活动，先后到过东欧的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欧的奥地利，北欧的挪威，非洲的刚果 (布) 等国家，代表我国党和政府圆满地完成了外事活动任务。
建国以后，曾山的职务和待遇虽然很高，但他仍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工作之余，他在所住的四合院里种植了核桃树和花草、蔬菜，并把核桃果实送给左右街坊邻居共同品尝，深受群众的尊敬③。按照规定，国家为他配备了厨师，客厅里也铺上了地毯。但他却没有用厨师，而是自己出钱请了一个女工帮助料理家务，并将客厅里的地毯送还公家。组织配备给他的专车，他从来不让和他同路上班的爱人搭乘，而是要她去赶乘公共汽车。他平时在家的生活很简朴，有什么吃什么。穿的内衣和袜子有不少是打过补丁的; 平时在家或上班都是穿棉布外衣，只在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才按照国家规定做了两套毛料礼服。他睡的棕床绳子断了，就自己动手修理①。
曾山从不以权谋私。解放初期，他的大女儿从江西乡下到上海来找他，曾山把她送进纺织厂去做工。入厂不久，有些工人问起她的家庭情况，才知道她是副市长曾山的女儿。有人说： “你的父亲是副市长，你为什么不在家享福?而要在这里做工呢?你是小姐啊! ”经她们这么一说，她的女儿跑回家来，不想去做工了。曾山严肃地说： “既然你不愿意去做工，那就仍然回到乡下去种田好了，我这里按照国家规定，只能留你住三天。”女儿在曾山的教育下，表示愿意再回工厂去做工。后来她一直表现很好，并在厂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曾山的三儿子在中学时英语就很好，高中毕业后，教育部决定选送他去东欧留学深造，后因中苏关系发生变化，选送去东欧的决定也被取消了。这时他儿子想请曾山通过陈毅的关系到军事外语学院去学习。曾山没有答应，而是要他服从国家的分配，到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去学习③。1968年，曾山的小儿子和小女儿也面临毕业分配了。小儿子想通过爸爸的关系到部队参军，曾山却要他到所在学校去报名应征。小女儿本来可以进北京的某工厂，但她根据爸爸的教导，报名到最艰苦的北大营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①。
曾山一贯把党和国家的干部，看作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亲密的阶级兄弟。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他爱护干部有四个特点： 政治上严格要求，思想上耐心帮助，工作上抓得很紧，生活上关怀备至。
1966年以后，我国进入了 “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年代曾山也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冲击。运动初期，他被从内务部揪出来批斗，被说成是“民政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的批斗，使曾山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1967年在一次批斗会后，曾山晕倒，才被送进医院抢救。中共中央于9月 27日作出了关于曾山的四点指示： “1. 错误可以批判，性质应由中央来定。2. 他的活动听命于中央，你们不能干涉。3. 外单位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活动，立即撤出。4. 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②
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山和陈毅编在一个小组里。林彪、江青一伙指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但他进行了抵制。后来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毛泽东出来说话，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③。
1969年10月7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发布《紧急指示》，把大批干部赶出北京城。曾山被疏散到湖南湘潭。1970 年5月，曾山因身体不好，经请示周恩来批准，从长沙回北京住院诊治。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10月6日，曾山参加了中共中央召集的揭发林彪反党罪行大会。
1972年4月，陈正人受江青反党集团的迫害含冤而死。曾山非常悲痛，他去向陈正人遗体告别时，受到有关部门的追查和盘问。后来他参加起草陈正人悼词的讨论，有人要压低对陈正人的评价，他非常气愤，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追悼会上，曾山受周恩来指派为陈正人致了悼词，但在处理陈正人后事中，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伤感。
1972年4月16日，曾山的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72岁。
曾山逝世的噩耗传出以后，许多老同志都感到非常突然。因为在参加陈正人追悼会时，周恩来曾询问过参加追悼会的老同志的身体状况，曾山当时还拍着胸脯说，他身体很好，谁知只过了几天，他也突然去世了。由于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同志的相继去世，引起了国内的很大震动，周恩来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的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患病者，一律保证住院认真治疗。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为当时许多受“四人帮”折磨迫害的老干部保住了性命①。
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曾山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从外地赶回北京，和朱德一道，参加了曾山的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说： “曾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