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遵义会议召开时，正处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中，同时，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为不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影响战斗，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指出博古等“左”倾领导者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这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争取长征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却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会师后，张国焘出于夺取军权、觊觎中央的目的，提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他认为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改换领导，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博古出于维护以前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对于张国焘的这种观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其他同志也都表示不赞同。在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战略方向的多次会议上，博古都站在毛泽东等一边，激烈地抨击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博古的这种态度对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影响了他对以前贯彻执行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反思和总结。直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中共面临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战略转变的伟大历史使命时，博古仍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1] 会上，他“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他认为，“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绝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2]
1935年11月3日，博古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6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后，由博古主持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触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对白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36年2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派董健吾、张子华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关于国共双方进行秘密接触的密函时，博古在瓦窑堡会见了他们，接受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地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并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等人。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博古拍了一封转董健吾的电报，在电报中表示“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五条意见[3]。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了晋西会议。博古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在讨论形势与任务问题时，博古仍然不同意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抗日阵线之内，认为当时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阶级斗争还激烈存在，要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卖国贼[4]。会议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多数人反对博古的主张，特别是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张浩等都发表了反对性的意见。张闻天在会议总结中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再次明确指出：“反法西斯、反战皆是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反对卖国贼同反对日本“亦应分别”;同时应承认中间营垒一部分已经“转向革命”;中共当前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张闻天还特别指出：“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5] 这对统一与会者的意见，特别是对博古思想认识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会议结束时，博古基本上同意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5月，两广事变爆发，进一步推动了博古思想认识的深化。 8月2日，他发表了《谈西南事件之教训》一文，指出西南出兵抗日的军事发动，是中国抗日救国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序幕，说明“本身包含着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完全与民众的救亡阵线的原则相一致的”[1]。这表明，这时博古已经认识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来。1936年12月，博古受中共中央委派，同周恩来等前往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彻底转变了博古对中间势力政治态度的认识问题，而且开始思考中共中央1931年至1935年的政治路线问题[2]。
1937年2月24日，博古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7年6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判。9月初，又抵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在原则问题上，博古毫不退让，同康泽激烈争辩，“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3]。而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经请示中共中央，则做了一定的让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方式。经过反复谈判，促使蒋介石同意在9月22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又发表《蒋委员长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告形成。
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同时，博古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当时中央规定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统一战线方针;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恢复建立各地党组织。博古以自己卓越的才能，组织办事处的同志一道为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做了大量工作。为宣传中共的统战方针，9月下旬，办事处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当纸张、印刷器械逐步购置就绪时，由于南京战局紧张，遂转到武汉继续筹备，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38年1月11日正式出版，成为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喉舌。为营救政治犯，博古等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交涉，反复申明中共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从而迫使国民党先后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释放了一批政治犯，由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共有一千多人，其中七百多人经西安转送延安。博古在这期间还亲自领导组建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临时工作委员会等党的地方组织。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博古随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撤往武汉。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博古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上，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表示赞成“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对此，博古完全采取了附和的态度。他说：“当前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队抗日”[1]。这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此后，博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与前途的文章。其中，他完全忽视了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将其归结为敌强我弱和“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2]。说“蒋先生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3]。抹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仅仅认为如果说有斗争也是“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某些具体方法上，在如何抗战过程中实现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必要和步骤上。”[4] 这种右倾错误的实质，是“把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作人家的尾巴。”[5]
抗战初期，博古之所以再度附和王明，由“左”而右，其原因，一方面，是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博古不相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还能错，从思想上仍旧习惯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不顾中国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过去‘左’的错误给革命和党带来很大损失，感觉我们的力量小了，信心小了”[6]。当时，八路军的编制仅4.6 万人，国民党军队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蒋介石在被迫抗日后又采取了某些进步措施，“资产阶级的态度转变了”，由内战时期的敌人变成为统一战线中的盟友，这些情况使博古迷失了方向，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抗战的右倾思想。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博古于18日同周恩来、邓颖超、王明等人到达武汉，住在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亦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简称“八办”)。“八办”设在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今汉口长春街57号)四层楼的大石洋行内，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将机关秘密设在这个楼上。12月 20日，博古就同周恩来、王明一起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了接触和交谈。21日晚，博古同周恩来、王明又与蒋介石进行会谈。会谈中，博古先将边区状况、国共之间的联络方法、办事处的筹建工作以及国民党代表去延安参观等问题作了说明，然后由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议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建立国际军事工业基地，补充扩大和改造军队等。蒋介石对他们的意见表示同意。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因为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长江中央局;2、长江局委员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组成;3、博古兼任长江局组织部部长。
此后，博古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积极宣传坚持抗战、抗战必胜;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时期博古发表了许多文章，尽管文章中阐述了一些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但他对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宣传，对于驳斥投降派的“亡国论”，对于国统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广泛地接触国内外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8年4月1日，博古等为即将回美国的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举行告别宴会，并合影留念。5月25日，又举行茶会接待世界学联代表。7月8日，前往汉口总商会祭奠为抗日而牺牲的烈士。第三，同国民党建立比较融洽的关系，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些较好的建议，同时又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斗争。博古到武汉后，同周恩来、王明等与蒋介石及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博古就1937年12月21日、1938年8月3日与蒋介石的谈判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1938年5月6日开始，博古就三青团的性质、组织原则及中共应取的态度多次致电中央：“我们认为对青年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实践证明博古的意见是正确的。第四，对中共在南方的工作和新四军的工作给予了一些指导，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1937年 12月下旬，博古与周恩来、王明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见了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和郑位三、郭述申等，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力量的指示，商定了红二十八军的改编问题，部署了新四军的东进计划。1938年1月14日，长江局还讨论了鄂豫边区的工作并作出了决议。
从1938年6月起，博古与毛泽东、王明、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一起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当时被称为“中共七参政员”。此后，博古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中，博古表现出了极强的原则坚定性。7月6日，博古在汉口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的开幕式。在会议召开前，一些参政员想在会上提出弹劾孔祥熙案，其用意在于“去孔拥汪(精卫)”。博古同中共其他参政员一起，为阻止这一议案的提出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10月，博古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会后，蒋介石同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中共参政员谈话，极力主张共产党应去“国民党内作强有力的干部，为国家民族共同奋斗，不必要共产党”。博古对此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指出中共的独立性不能动摇，并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的决心。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出席会议并作了《青年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博古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当六届六中全会还没有结束时，博古就同吴玉章、董必武等从延安飞往重庆。这之后，博古除了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外，作为南方局的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南方局的组织工作。1939年8月，周恩来因手臂负伤，赴苏治疗，博古又开始代理南方局书记。这期间，他先后去了广东的韶关、湖南的邵阳和川东等地，参加中共广东省委、湖南省委和川东特委的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这些地区党的组织工作。他还在重庆多次领导举办中共党员训练班，并亲自为学员讲课。
1940年冬，博古由重庆返回延安。不久，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日本集中了75%以上的侵华兵力与95%以上的伪军，对解放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使解放区的处境极端困难。为了渡过难关，坚持抗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等。对新闻工作也作了重大调整。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停办《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同时决定扩大《解放》编委，洛甫、博古等人参加编委会[1]。为了进一步减少开支，统一党内的对外宣传口径，有力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开始准备进一步压缩和取消其他刊物，创办一张大型日报，并且责成博古负责筹备。
当时，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条件极为困难，办报没有房子，更缺少印刷机械。博古同筹备组的同志一道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将报社社址确定在延安清凉山。因为没有宿舍，博古仍住在杨家岭，每天一早到报社办公，虽有几里路程，却是风雨无阻，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2]。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筹备出版《解放日报》的工作终于完成[3]。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就出版《解放日报》发出通知，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
《解放日报》创刊不久，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阶段，国民党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诬蔑陕甘宁边区是“割据”。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和文章，阐述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作用。《解放日报》发表了《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的社论，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了在近四年的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指出其主要标志是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权。当时国民党右翼集团大肆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解放日报》5月25日立即转载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写给张季鸾、王芸生的《致〈大公报〉书》，以确凿的事实批驳了《大公报》在题为《为晋南战争作一种呼吁》社论中所讲的十八集团军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的论调。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法西斯采取闪电式战术，仅仅几天时间，就深入苏联境内数百公里。这使延安的一些人对抗战前途产生了悲观的心理，有的人甚至怀疑党的路线。博古在10月21日解放日报编委会上报告时局时，驳斥了这种观点，并要求写一篇社论分析苏德战争的形势，增强人民对战争的胜利信心。10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希特勒败局已成》，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反人民的本质，揭示了人民必将战胜法西斯的真理，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解放日报》创办之初，在宣传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态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政策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党的机关报，它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第一，版面安排不当。当时版面的安排被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限制得很死。即：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延安市)，而不是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来安排。第二，报纸近3/4的版面都供给了国际新闻，对外国通讯社的电稿，基本上是有闻必录，不加改写，内容变化不大。毛泽东曾经批评这种情况是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第三，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当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解放日报》没有给以大力宣传，甚至毛泽东在中央党校首次作整顿三风报告这样重大的消息，只在第三版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消息。对边区情况和群众生活反映更少，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减少征粮这样重大的消息，也未突出宣传，不能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解放日报》好像一面镜子，它鲜明地反映出办报人的思想特点。博古当时曾主张《解放日报》要向苏联《真理报》学习，每天要有一篇社论。他还说：“每张报纸必须有新闻、社论、通讯报道，缺一便不成其为报纸。过去《大公报》、《新闻报》、苏联《真理报》都是如此，好像是天经地义不能变”[1]。
五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解放日报》存在的问题，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如果报纸只是或者是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2]。通知要求，党报要突出宣传党的政策，报道抗日战争、群众运动和群众生活，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不久，发表了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登的《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所加的按语。按语提出“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赞扬《鲁忠才长征记》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强调“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1]3月中旬，《解放日报》编辑部召开会议。会上，一些同志对博古的办报方针提出了批评，特别是批评了报纸每天发一篇社论的做法，认为这导致了报社领导人每天为写社论而绞尽脑汁，没有充分的时间深入实际斗争。一些读者也纷纷来信，批评《解放日报》“最大的毛病是立论空泛”，“和建设边区的实际相距太远”，要求“今后社论务使其每篇文章都值得读者去深思精读，不要拼大题目作空文章”，“不要拘于形式”，泛泛其谈，“而要言之有物，深入问题，解决问题。”[2] 所有这些批评，对博古的思想触动是很大的。博古自早年投身革命以来，更多的时间是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而且参加过多种报刊的编辑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1月被任命为《新中华》报社的社长，1941年2月又开始担任《解放》月刊的编委，还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他在长期的党的新闻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写作、编辑到排版印刷，都很精通，常常是集写作、编辑、排版于一身。他也十分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常常对人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3]。而且“为了这‘终身事业’，他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亦倔强地拒绝休息。”他说：“我们吃革命的新闻饭，就是这样的。”[4] 然而，《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却未能发挥出党报应有的作用，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广大读者都不满意。这使博古不得不进行认真地、痛苦地思索。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请大家对报纸改革发表意见。会上，博古作了自我批评，感到“报纸没有能够尽到它应尽的责任，对党的路线没有贯彻，登载群众的活动太少，没有起到组织者的作用。”[5]
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发表了博古起草的社论——《致读者》。 社论对《解放日报》创刊十个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检讨，指出：《解放日报》“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税利武器。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解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社论着重指出：“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该的责任。一方面，党报在这个时期中没有能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的鼓手和先锋;另一方面，在党报本身还未能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荼毒。我们在党报上未能对于整顿三风加以应有重视与地位，蔚成风气，形成潮流，重要的党的新闻消息放在极不显著的地位，有些解释的论文评述，或则浮泛空洞，辞言意宽，或者挂一漏万，损害原意，或则夸夸其谈，以八股反八股。”社论最后表示，要对《解放日报》进行“彻底的改革”，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使之“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通过《解放日报》的改版，极大地推动了博古思想认识的转变，使他明白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正确关系。《致读者》这篇社论，标志着他已经开始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认识到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的危害。
《解放日报》改版后，博古从多方面入手，贯彻执行党的办报方针，使《解放日报》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
首先，博古带头深入实际，每天都坚持到报社各个具体部门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审阅《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尤其注意报纸的社论，凡是空洞无实的社论坚决不发，社论与消息紧密结合。1942年10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博古几乎每天都去新闻台掌握第一手材料。 10月11日，博古把报社掌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材料全部收集起来进行整理，第二天，《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红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题目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所用的材料都是博古提供的。在《解放日报》改版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早上开始编报的时候，博古都要去新华社研究新收到的英文电讯，像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苏联对日宣战这样的重要英文电讯，都是他第一个见到电文，再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接着，他亲自守在电台边，等待各方面有关动态性的电讯，及时进行分析研究。此外，每次新闻记者下去采访，博古都要同他们谈话，告诫他们“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他说：“浮光掠影，走马看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刻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的把它反映出来”[1]。
其次，通过抓典型树立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解放日报》社记者莫艾坚持深入实际，访问了25种类型的读者，生动地记述了他们对报纸的批评和建议。博古在编委会上赞扬了莫艾深入下层采访的作风，号召大家要向莫艾学习，更加深入地面向实际[2]。
再次，建立业余通讯员网，创造了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好形式。陕甘宁地区大多是偏僻的山区，不利于信息的沟通。博古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建立业余通讯员网，以便反映基层群众的实际情况。在他的领导下，《解放日报》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业余通讯员网。报社通过编辑新闻手册，定期举办训练班等形式，提高业余通讯员的业务水平。博古还指示报社的编辑，对业余通讯员反映下面实际情况的稿件要优先采用。安塞县一个业余通讯员的稿件，被报社采用后，报社又给他回信，鼓励他继续投稿。结果，“有个把月份，《解放日报》上登出安塞县业余通讯员的稿件有二十八九件。”[3] 到1945年，《解放日报》已“拥有近三万业余通讯员”[4]。
1944年秋，博古就“党报记者要注意什么”，同《解放日报》记者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他指出：要做好党报记者，“首先要好好采访，加以研究调查”，“要能接近人，要和群众搞得来，谈得来话。”[5] 他还说，如果不对群众的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就当不好党报记者。这表明《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实践，使博古对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原则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重理论同实际的结合，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博古具有很深的理论修养，源于他博览群书的习惯。“一有空，就是读书。在延安新华书店里，他是一个基本主顾，凡是外面出的书籍杂志，不论什么，他的一本是少不了的。”[6] 他知识渊博，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新闻工作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 以前由于他重理论而轻实际，思想结构不合理，而当他一旦认识了这一弱点，注意深入社会实际的时候，精通理论的优越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这使他能够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上，深刻地认识社会实际，更好地总结经验。在《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工作中，博古运用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去指导实际工作，“对于报社和通讯社的每一项工作，都能不时提出精辟的意见。”[1] 他对记者和通讯员的稿件，能够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他在这个时期写的社论、评论、国际国内新闻的综合报道，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深入的分析。在博古的领导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有了重大变化：在版面安排上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陈规旧套，而变成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报纸突出了三个宣传重点，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前线战况，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社论以国内问题——特别是解放区的重要事件为主，国际问题相对减少。随着《解放日报》的改版，编辑、记者思想作风也有了很大改变，“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成为报社的响亮口号。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赞扬了《解放日报》的历史性进步[2]。报社的同志对博古更加尊敬，没有因为他犯过“左”倾错误而产生厌恶的情绪[3]。对此，博古深有感触地说：“教条主义反掉了，要更多读书。过去读书方法不对头，不是书会害人。”[4]
1942年6月全面铺开的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以便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5]。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示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我党七大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巩固与发展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6]。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对他批评得很严厉”。有人甚至说：博古当总书记时才二十多岁，但胆子不小。意思是说，他当时年纪很轻，没有多少革命经验，怎么能领导中国革命[1]。博古“初期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不愿暴露思想情况”，后来，毛泽东亲自找博古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吗!”[2] 报社的其他领导人本着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动同博古接近，关心他，与他谈心，从而提高了博古对整风的认识。
博古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建党22年来的历史，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逢生。”“22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没有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会有独立自由强盛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他特别回顾了1935年以来党的历史，看到了自遵义会议纠正了“左”的错误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有了“从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强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了“在艰难困苦中缔造的而今天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边区”;有了“在血战中从敌人手中得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用“流血牺牲而获得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奠定的胜利基础。”[3] 他看到“中国共产党之团结，22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紧密。”[4] 他对党的事业充满了希望，他愿意终生追随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他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多次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在《解放日报》编委会的整风学习中，他常常“讲自己过去犯错误的教训”，说“他20岁刚出头当的党的总书记，除了知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别的知道的很少，这怎么能不犯错误呢?”[5]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己自 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上，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生吞活剥苏联经验”。他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很痛苦在于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路线下，被牺牲打击”，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小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1]
194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临行前，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在延安中央印刷厂礼堂举行欢送会。博古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他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幻想和平就要到来，急于到大城市去的思想说：“大城市是可以去的，而且迟早总是要去的。但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就是去干什么?是去辛勤工作，为人民服务，还是去做官当老爷，贪图物质享受?”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能是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2] 博古的讲话给报社全体同志留下深深的记忆。
2月13日，博古同董必武、王若飞一道飞往重庆。14日，博古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出席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博古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对宪法草案的主张。22日，国民党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两报工作人员多人受伤。对此，周恩来、博古等于23日致函蒋介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博古又与王若飞一起，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接见青年学生，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和暴行，号召学生们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4月8日，因全国停战协定、东北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项决议的实现，遭到国民党的严重阻挠，为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博古同王若飞、邓发等人冒恶劣的天气，由渝乘C47式运输机飞赴延安，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在浓雾中不幸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触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