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中共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纵观其一生，他由爱国而走向革命，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最终又以克服教条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就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一段历史的缩影。
一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出身望族，称得上世代书香。其曾祖父秦省吾，中年在陕西做幕僚，客死异乡。祖父秦香谷，1875年因误入江轮机器房受惊，患精神病，于 1901年9月17日病殁。父亲秦肇煌，字雨农，1869年生，1895年县试第一名，文名甚噪，是一位仪表堂堂、性情豪放的文人。他生平癖好饮酒赋诗，仗义疏财，但不事生产，不善经营家业;早年攻读法律，毕业于杭州法律学堂，清未曾先后在浙江省温州、宁波、兰溪等地任审判厅刑事庭庭长、统捐局局长等职。民国初年，一度在上海当助理律师。1915年因患肺病辞职，举家迁居祖籍无锡市。1916年10月，博古九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朱氏携带他及尚在幼年的弟妹寄居在大姑母许家。最初，他在离家较近的秦氏公学里受启蒙教育，以后，他先后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今东林小学)和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今无锡师范附小)就读。少年博古，身体瘦长、单薄，性格偏于沉静，不喜欢运动和唱歌，但特别喜欢国文课，每读《左传》、《史记》，孜孜不倦。
1921年夏，博古高小毕业后，曾报考荣巷工商中学，未录取，后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20年代的苏州，像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方面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把国家和人民推到多灾多难的苦海之中;一方面是逐步觉醒了的人民在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当时，革命刊物《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在青年学生中已广为流传。恽代英、萧楚女相继到过苏州演讲革命道理，使博古在朦胧中渐见了前进的航标。他被革命新思潮所振奋，爱国主义思想开始萌发。
1923年底，上海大学无锡籍学生安剑平、糜米浩等建立进步社团上海大学孤星社，后改名中国孤星社，并在无锡设有支部。不久，博古经表兄许广圻介绍加入该社。1924年1月，无锡在上海高校读书的学生缪斌、王启周等成立锡社。7月，中国孤星社和锡社达成相互合作的协议。8月17日，中国孤星社无锡支部举行会议，决定加入锡社，并确定博古为苏州委员会负责人。博古通过孤星社、锡社的频繁活动，加强了和上海、无锡等地爱国青年学生之间的联系。他经常发表文章于《无锡评论》，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土豪劣绅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全国各地先后举行悼念活动。3月下旬，无锡进步团体、各界进步人士筹划举行追悼大会，博古参加了大会的组织筹划并在大会交际股工作。 4月15日下午，孙中山追悼大会开始，请恽代英在会上作了有关孙中山生平历史和政治思想介绍。这一活动在无锡引起了极大反响。这时，博古已是锡社的活跃分子之一，加入了国民党。“五卅”运动前夕，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5月底，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姜长林到苏州，向博古叙述了“五卅”惨案情况。博古立即通知各校，到北局青年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多种办法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这时，年仅18岁的博古，正患较严重的肺病，但他毅然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1]。6月1日，苏州“二工”学生举行声讨大会，担任学生会会长、苏州学联领导人之一的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与会者为之大恸。6月2日，苏州二十余校，共3000名学生汇集体育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博古坚持抱病参加，并主持了学联募捐活动。
“五卅”期间，无锡的反帝爱国运动出现了两股势力。一股是由市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保守势力。他们主张由政府出面交涉，民众只需作“文字宣传”，“呼吁当局援助”，不需要进行“三罢”，并竭力阻止群众运动。另一股是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后援会，即英日外人惨杀我国同胞无锡各界后援会。由锡社、孤星社、救国五七团、无锡协会，以及省立三师、实业中学、辅仁中学、荣氏女校等15个团体和一部分小学教师联合组成，主张成立抵制英、日外货调查仇货委员会，除宣传、规劝抵制英、日外货外，还需确实查禁仇货，广泛地开展募捐活动，援助上海工人。6月末，当沪案交涉处于停顿、沪锡运动渐趋滞缓时，博古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他在后援会的一次会上，极力主张重新掀起运动高潮，造成革命声势。会后，他同安剑平等四人负责起草宣言，表明对当前运动的态度。6月25日，后援会在城中公园举行万余人的市民大会，各行业均派代表参加。博古在会上作了简短有力的演说，呼吁必须坚持交涉条件，提议撤换办理沪案交涉不力的蔡廷干、曾宗鉴。大会进行期间，他领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随后，他参加了后援会查禁英、日货的活动。从7 月3日开始，博古不顾患病疲劳，提桅灯到通运桥下，登上轮船，爬入货舱，检查仇货。7月5日，无锡后援会继续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博古在会上提议三案：一、将所查英、日货一律充公拍卖，所得价银作救济失业工人的捐款;二、声援沙基惨案，实行通电，救济香港工人，出发演讲等;三、举行第二次募捐。会议通过一、二两案。第三案予以保留[1]。会后，博古带领部分学生，四处演讲，并继续查禁了大量仇货。
在声援“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博古深感要取得反帝运动的胜利，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义来指导。7月中旬，锡社改选领导机构，博古被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任组织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出版《无锡评论》。此后《无锡评论》几乎每一期都登有他的文章。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不可有，唯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写道：“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所信仰的主义，时时在鞭策他叫他向前去。”“如果我们有了主义，那么我们军事教育是为主义而奋斗的军事教育。”[2] 这里所说的主义是什么主义?他没有具体阐明。8月中旬，博古又写了《国民会议筹备初选》一文，明确表示他是新三民主义的拥护者。他在揭露段祺瑞的国民会议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的根本区别时说，孙中山的国民会议，“就是孙先生主张，把全国已有的各种团体——如学生会、工会、商会、农会等——中推举代表起来，共谋国事，促进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段执政国民会议呢?他的用意和安福国会毫无差异”，“实在不过要给自己遮掩自己的狐尾”，“给士绅先生们挂头衔领干薪之用”，“徒令一二政客军阀假为粉饰太平之用而已”。“所以我们不希望任何爱国团体，费许多监视、纠察、竞争的心力于此御用的半爿头国民会议上!”[3]
少年博古在爱国主义思想萌生、发展过程中，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爱国之情十分强烈，急于变革中国的社会现状，表现出一种热切而急躁的情绪。如他写的《哙!五分钟了》、《病榻琐记》等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想要一下子就改变中国现状的激进情绪。他写道：“想着了上海流血的惨事，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一概打破了，……意想及之，热血如沸，披衣起坐，欲拔剑起舞”[4]。二是富有浪漫色彩，内容比较空疏，缺乏对社会现状的深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方法。博古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时期，正值他刚刚涉足于革命活动，时间不长，且局限于青年学生中，没有深入工农群众运动，使得他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如他在《劫后无锡青年的四种责任》一文中，提出了无锡青年的四种责任：“第一，坚持的勇敢的，反对一切大小侵略者;第二，救急的迫切的，打倒一切腐绅恶官僚;第三，热心的猛烈的，提高邑民常识，指挥民众;第四，坦白的严厉地攻击一切社会上种种鬼魅的行为”[1]。这里面提出的都是空洞的口号，没有具体的分析和切实的办法。但是，尽管如此，少年时代所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对博古后来思想的发展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夏，博古从苏州“二工”毕业了。这时，他的妹妹邦范正在苏州女师求学，弟弟邦礼为解决家庭生计困难，不得不辍学到复元钱庄去当学徒。自己是就业，还是升学，继续探索救国真理?为此，他彻夜不寐，反复思考，最后终于决心不顾一切困难奔赴上海，投考上海大学，以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抱负。
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1922年由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创办的一所旨在“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新型学校。学生中不少是在“五四”运动中受过锻炼，被当地反动力量压迫失业失学的进步青年。博古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数量极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书籍，结识了一些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思想上给了他以极大的影响。他回顾了近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程：从1900年的农民暴动到“五四”时期，人民提出的口号“依旧是很笼统的糊涂的”，“自五四至五卅——人民所受予军阀的痛苦，同时也可知道民众政治要求的日趋明确。”“八十年来政治思想的变迁也是跟着八十年的经济变化，而且日趋明确。”“再如因为有了许多工厂，就有了许多产业工人，因此呢就有了阶级争斗的发生，陈独秀才有共产主义之信仰。”[2] 他多次听取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演讲，领悟其中的道理，从思想上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在校内帮助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博古是该分部的负责人之一。1926年初，他开始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书记。“五卅”运动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各行各业都成立了工会，需要大量干部。上海大学先后有大批的学生教员被派往党的基层组织，有的还被派往外省市。1926年底，博古以他出色的工作成绩，被派往苏联深造。
二
1926年11月，博古离开上海，经过几个月的旅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于1925年秋，是一所专门帮助中国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1925年底至1930年初，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仍然艰难困窘，特别是1927年发生粮食危机后，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然而，“中大”学生却受到不寻常的、优厚的生活待遇。更使人耳目一新的是，学校开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这些对于只知少量传统的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犹如进了知识的王国。博古当时曾经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1]。他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学习精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然而，这所表面平静的学府，也卷进了当时联共(布)中央的阶级斗争以及派别斗争的政治旋涡中。
早在1924和1925年间，围绕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和前途问题——落后的苏联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济;沿着什么方向进行经济建设等问题，在联共(布)中央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1927年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围绕着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这种分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活动中，一些中山大学学生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极为震惊。这一事件加剧了联共(布)党内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同时，也引发了中山大学学生之间的派别之争。
1927年初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由于支持托洛茨基而被撤销职务。因为那时副校长巴维尔·米夫在中国执行特别使命，联共(布)中央任命中山大学的教务长阿古尔接替拉狄克代理校长。阿古尔利用当时学校管理上的权力真空，力图为自己捞到校长职位。他争取到了几个有影响的学生的支持，如周达明、俞秀松等，根本不把联共(布)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放在眼里。这样，在“中大”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由谢德尼可夫领导的支部派。中山大学的许多学生对这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极为反感，不参加任何一派，从而形成第三势力。当米夫从中国回来时，为了制止这场派系混乱，他依靠第三势力并联合支部派，搞垮了阿古尔的教务派。不久，米夫被正式提升为校长。支部派的王明在这场斗争中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成了米夫的主要心腹。
当中山大学这场派系斗争刚告平息，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又随之而起。1927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三周后，他们又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斯大林指令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底调查。这次调查持续数月之久，一些托派学生重者被放逐回国，轻者留党察看，送到工厂去改造思想。在这场斗争中，王明、博古都集合在学校的党组织——支部局的周围，并作为校支部局的委员，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
然而，在反托派斗争的不断深入中，校支部局发现，托派反对派并不是学校里唯一的反对派，中国革命的失败在学生当中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认识。例如，究竟谁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许多学生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发生怀疑，而这些学生并不是托派分子。他们对中山大学反对托派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是，利用这一机会形成自己的独立力量，来反对校支部局成员和米夫。他们所奉行的这一路线后来被称之为“第二条路线”。这些奉行“第二条路线”的学生，同校支部局委员王明、博古等人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第一，关于农民问题。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还有联合中农、贫农以反对地主、富农?
第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中国是两个营垒，还是三个营垒?应当联合中间势力，还是把他们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第三，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是取消赤色工会，还是坚持赤色工会?
第四，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倾向问题。“左”倾是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是主要危险?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王明、博古等人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完全机械地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讲话。他们常常是手持书本、引经据典，夸夸其谈，言必称马列主义，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就连他们给反对派起的名字——“先锋主义”、“工人反对派”，都是从联共(布)党史中找出来的名词。中共“六大”以后，王明又无视党的纪律，别有用心地把“六大”上争论的问题带到学校中，在同学中挑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每周都要召开辩论大会，在辩论中，绝大多数同志反对王明等人的意见，但支部局的这些委员们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对广大党员的意见一概听不进去。”[1] 一次辩论会后，一个叫吴福海的同学气愤地动手打了博古。
在这场持续较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中，博古不仅始终同王明站在一起，而且还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活动。“1927年下半年，王明在翻译班突然宣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个反动组织——江浙同乡会”，并说“江浙同乡会是以俞秀松、董亦湘等为首的。”过了不久，王明又说，“加入同乡会的不都是江浙人，江浙人也不都加入了江浙同乡会。”结果弄得一部分学生思想极为混乱，江浙籍的学生更是人人自危。王明等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对校内教学和支部局工作以及领导作风有意见，在班上常常和王明、博古等人发生分歧和争论;又因为他们两人是原支部局的成员，是中共的老党员，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威信，所以，把他们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一方面可以抬高自己，同时又可以取悦于联共(布)中央，表示对肃反的积极。1928年初，当国内又有一批新同学入学时，博古又将这一宗派主义的斗争扩展到新同学中。他多次以支部局领导的名义找新同学谈话，“谈到校内情况很复杂，有江浙同乡会，托派等组织，过去学生还闹过事，曾经到共产国际去请愿等等”[2]，让大家提高警惕。4月，王明、博古等又通过校长米夫将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向忠发拉到中山大学讲话。向忠发根据米夫和王明、博古等人的一面之词，在讲话中认定学生中存在着江浙同乡会的宗派组织。他警告这一组织的全体人员，现已掌握的证据足以对他们进行惩处。他甚至恫吓说如不尽快坦白、交待，就把同乡会的头头统统枪毙。向忠发这一最后通牒式的讲话，在江浙籍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恐惧。他们纷纷向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写信申诉，要求弄清是非真相。在数不清的申诉信的压力下，中共代表团开始解决这一纠纷。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认为，存在江浙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这使王明、博古等人很恼火，“他们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也不加理睬。”[1] 他们甚至散播谣言说：“中共代表团反对向忠发，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联共(布)支部局拥护他，因而支部局和代表团是彼此对立的。”[2] 他们抓紧一切机会不点名地抨击代表团，表现出极大的派别习气。博古公开讲：“要是有某个人反对我们，我们就必须攻击他，反之，谁不这样做，我们就对他客气点。”[3] 他们在背后仔细审查了代表团成员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极力从中找出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立场相悖的地方，以作为攻击代表团的依据。1929年10月，当学校里清党开始时，他们便公开地利用这些材料，谴责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
王明一伙的这种做法，使中山大学内部四分五裂，支部局已无法控制局面，联共(布)中央不得不出来加以干预。根据校支部局的建议，第二条路线联盟的一些主要成员，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回中国。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决议，肯定了支部局的政治路线。不久，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代表团。至此，王明及其追随者，便成为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支持的，具有强烈的觊觎中共最高领导权野心的一个宗派小集团。博古在这次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斗争中，追随王明，为他后来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1926年至1930年间，苏联理论界教条主义盛极一时，其主要代表就是德波林学派。德波林是苏联著名哲学家，1926年至1930年间担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主编，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德波林学派是以德波林为首的居于哲学界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所组成的。这个学派在长时间的理论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他们热衷于思辨领域中的理论问题，而撇开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们认为意识和行为、理论和实践，二者互为基础，即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也是实践的基础，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认识上的二元论。在德波林领导下，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哲学部，在将近五年时间里的全部活动，都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也以登载思辨性的文章为主。由于在基本的方法论上出现了问题，即忽视理论为现实服务，以现实为基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因而在研究理论过程中呈现出了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
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正值德波林学派盛行。1928年，博古作为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被选派到红色教授学院受训，很快就与那里的德波林学派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他开始用“博古”笔名(即他的俄文名字前两个音节的译音)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著作，认为理论精通了，就能指导实践，不自觉地滑向教条主义。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由于“思想方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实际锻炼。到苏联后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即觉到马列主义精神广大，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影响，两者一结合成为教条主义。”[1]
三
1930年5月，博古结束了留苏生活，回到国内，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工报》和《工人小报》。这时，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同时革命力量也有很大发展，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13个军七万余人，地方武装近三万人，根据地遍及全国十几个省份内。特别是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7月9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6月11日决议案，召开了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会上，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把“本本”摊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结果李立三给博古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发动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和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同时，集中全国红军进攻大城市。这个冒险计划受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反对，共产国际也来电加以制止。然而，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坚持己见。这就使共产国际大为恼火，从而为它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扶植王明等人上台，找到了理由。
1930年9月，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十月来信后，召开政治局会议，25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检讨了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准备扶植王明上台。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博古的处分。接着，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全会通过《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批评李立三犯了反国际路线的冒险主义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关于中共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决议说：“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1] 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4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指定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补选为中央委员。这样，博古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扶植下，一步步地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未能迅速辨明方向，仍然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从而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新的高峰。
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博古等竭力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说是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逼近，加速实现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是迫切任务。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1]，因此，提出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实行同盟罢工、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等等冒险主义计划。1932年4月，他们要求全党“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2]1933年2月，博古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猛烈扩大开展……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都在我们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在目前我们党的策略，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路线”。他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分析，不是首先强调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而认为是“进攻苏联底序幕”。因而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博古在《斗争》第二期上撰文说：日本入侵中国是“增强反苏战争的准备”。“这种反苏战争会进一步加速中国革命直接形势的发展”，从而把“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的“中心任务。”[3]
在阶级关系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为核心的中间阶层一直存在着“左”的倾向。斯大林曾机械地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广州时期)，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第二阶段(武汉时期)，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这时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斯大林把蒋介石看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做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他看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就只剩下了工人、农民两个阶级，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中划了出去[4]。共产国际正是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的公式来制定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策略路线，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1928年9月，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彻底投向了反革命阵营”，因而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号召[1]。1930年7月，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说，中国革命是在“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的。”[2] 并指示中国共产党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 “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3] 博古等人百分之百地执行了这种“左”的关门主义政策。1932年1月博古主持通过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道：“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一切属于中间势力的在野派，“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4] 总之，博古等人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同苏联十月革命前夕相类似，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到了最后的决战时期，中间阶层反对我们进行这种决战，他们又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在革命的道路上，共产国际主张“城市中心论”。他们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经验绝对化，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组织城市武装暴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很不理解，直到1940年周恩来去苏联时，“国际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当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5] 共产国际虽然也讲建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但他们只是把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作为城市武装起义的配合力量。博古和中共临时中央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积极推行对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认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是党在目前的总任务了[1]。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盲目发动城市工人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使白区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同时，他们还强令红军攻打赣州，“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企图以此来“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2]，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1932年底，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定、上杭，于1933年1月初抵达瑞金。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有时仍称苏区中央局)。博古为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无正式职务称呼)。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日益深入实际斗争，使博古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开始变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新政策。
博古在上海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期间，虽然也曾强调武装斗争，但仅仅是从十月革命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革命也应仿效苏联，在大城市领导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而根据地的红军仅仅是配合城市工人起义的力量。当中共临时中央被迫撤离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严峻的现实使博古感到，中国的反动派手中不仅有着“数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的军队，而且保存在他手中的，还有极大的物资财源与经济上的优势，而这个武装力量与经济优势，乃是反革命派必然用来进攻苏维埃的工具”[3]。因此，他提出：“组织与扩大新的基础上的革命军队，尽量地提高红军的政治和技术的水平，提高自觉的军事纪律，藉以抵抗敌人的进攻，……达到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期中的基本的政策。”[4]1933年以后，博古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讲话，反复强调扩大红军的重要性，把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作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一项基本任务。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六周年时，他再次撰文强调：“红军成了苏维埃政权可靠的强有力的武装支柱”，成了解放全国民众的“主力部队”[5]。
在认识到革命军队和武装斗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博古又提出农民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强调武装斗争要发动农民来进行。博古指出，要想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激进的赞助者与支柱的，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盟友与后备军。”[1] 博古还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道路，才是苏维埃的道路，他举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向川陕转移为例，指出：红四方面军在这远征之中所以能够胜利地在巴中南江建立新的根据地，就是因为他受到川豫边的农民的支持，“农民暴动起来响应红军”[2]。
随着反“围剿”军事斗争的展开，博古又进一步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他还进一步指出：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那我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因此，博古主张要组织“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3]。1933年9月，在给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献辞中，博古明确指出：“为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完全胜利，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我们战争动员中的重要的一件事，……是保证主力红军在决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4]。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保障红军军用物资的来源，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都有着重要意义，可是自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共临时中央在各革命根据地强行推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由于无利可图而纷纷歇业倒闭，结果造成了根据地与外部的贸易萧条，苏区农副产品无法输出，急剧跌价，而工业品奇缺，大幅度涨价。1932年下半年，苏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从1933年4月开始，中共临时中央领导全党广泛开展了关于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大讨论，各级领导人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党的私营工商业者政策提出了批评和检讨。6月，博古写了《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文章虽仍然认为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在必要时，要“没收他们的企业”等等，但同时他也指出，对地主和资产阶级要区别对待，“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两个阶级的态度不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对于地主我们采取坚决无情的消灭地主这一阶级的政策，……至于对于资产阶级，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不适当与不能采用的，所以，‘左’的空谈消灭资产阶级是有害的。”文章具体地提出了要利用资本家的“经验”，“利用他们的智识”来为我们服务[1]。基于这种认识，1933年下半年，博古主持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开始走向恢复”，“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2]
1932年7月，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鄂豫皖等根据地的丧失，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反对内战情绪也在不断高涨”，“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3]1933年1月17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正式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三项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的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4]。此后，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临时中央进行了若干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军事上的代表人物的工作。1933年8月，十九路军派陈公培带着蒋光鼐的亲笔信，到延平附近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表示愿意在工农民主政府1月17日提出的三项条件下，进行停战谈判，共同抗日。彭德怀立即电告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临时中央当即表示赞同，并批评彭德怀“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5]1933年10月，红军同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的初期，中共临时中央对十九路军的态度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认为由于十九路军的士兵与一部分下级军官以及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南京政府蒋介石投降出卖的不满”，十九路军将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与范围内采取一些左的策略”，“不管这个策略采取时间的久暂，……对于我们党去争取这一时间，开展革命斗争与争取革命斗争的领导权，是极端重要的。”[1] 并向十九路军表示，“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2] 然而随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竟转了一百八十度，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3]。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玩弄“欺骗民众的烟幕弹与把戏。”[4] 当彭德怀向博古建议援助十九路军时，即遭到博古的批评。由此可见，博古当时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带有两重性。一方面“和它订立协定”，一方面又“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以应有的援助”[5]，这些相互矛盾的态度和政策表明，博古当时在思想上仍然视民族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左”倾关门主义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当民族资产阶级的军事代表人物在某些方面不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意愿行动时，就怀疑他们是在耍阴谋，并且提出要坚决打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