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232—297），字承祚，又名长寿，巴西安阳（今四川南充）人。西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 
  
才高而命蹇

　　陈寿出生在三国鼎立时期的蜀国，少年时期受学于同郡的经史大师谯周（就是蜀亡之际力劝后主投降的那位）。谯周潜研古史，著述甚多，尤以专为《史记》纠谬的《古史考》有名于世。在谯周的薰陶和教育下，陈寿自幼精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史，对史书的体裁和编纂方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幼时的努力为他以后所取得史学成就准备了条件。在谯周的学生中，陈寿是较为突出的一位，时人把他和文立、李虞、罗宪并列为谯门四大弟子。陈寿博闻强识，文思敏捷，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是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子游、子夏。 

　　益州的学者重视对于地方史的编撰。从东汉以来，蜀郡的郑伯邑、刘彦信，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的王文表先后有巴、蜀《耆旧传》传世。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在谯周撰写的史书中有一部名为《三巴记》的地方志。陈寿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写史也是先从地方志做起。他不满意前辈的著作，认为他们只是局限巴蜀一隅，很多乡邦人物没有被网罗进去。于是，他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将范围扩大到益州的全部，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此外，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非常可惜的是，陈寿的这两部书都先后失传了。 

　　陈寿性格偏质直，不拘小节，对人不会曲意附和。谯周了解自己的学生，充分肯定他的才学，知道他将来一定能够因此成名。但也为陈寿的为人担忧，估计会有很多的不幸与挫折，甚至影响到一生的仕途。陈寿后来的遭遇果真为谯周所言中。陈寿成年后，先后在蜀汉政权内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和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务。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专制弄权，把持朝政。许多臣僚为巩固自己的禄位，都向黄皓阿谀献媚，只有陈寿鄙夷这种世风，不肯同流合污。黄皓十分嫉恨他，屡次借故进行谴黜。偏偏陈寿又不愿受世俗藩篱的约束，极易为人抓住把柄。在居父丧间，他因为有病，使用侍女侍奉用药，结果触犯了礼教，受到舆论的贬责，连续数年不被任用。 

　　炎兴元年（公元263年）魏兵攻入益州，后主刘禅投降。蜀亡之后，曹魏政权把刘禅连同大批蜀汉臣僚迁到京师，三十一岁的陈寿也随之到达了中原地区。二年后，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受到中书令张华的赏识，被举荐为孝廉、佐著作郎，不久出补平阳侯相。这期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委托他撰述诸葛亮的故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陈寿编《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他的同学文立又把《益部耆老传》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十分赞赏陈寿的才能，提升他为著作郎，并兼领本郡中正的职务。 

别具一格的史著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从而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状况，中国重归统一。这一年，陈寿四十八岁。他着手整理三国的史实，不久便写成了魏、蜀、吴三书，总其名为《三国志》。这套书始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终于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国灭亡。共计《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全书六十五卷。 

　　在《三国志》成书之前，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书籍大致有官修和私修的两种，前一种如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后一种如鱼豢的《魏略》等等。这些书籍都为陈寿撰写《魏书》、《吴书》提供了基本素材。但在写作《蜀书》时，陈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后主传评》）。蜀汉的史实全靠陈寿自己动手搜集，好在他是蜀人，对故国的史实比较了解，又曾写过地方志和整理过诸葛亮的材料。所以经过努力，《蜀书》所收虽不及魏、吴两书丰足，但也毕竟独立成书了。 

　　《三国志》的质量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人撰写的三国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被人誉为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志》的成就，首先是陈寿为适应三国鼎立的历史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自从司马迁建立以帝纪为纲的体系以来，后世的史家莫不因相祖述。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孔衍的《魏尚书》、孙盛的《魏春秋》、郭颂的《魏晋春秋》，把叙述大一统历史的史书体裁生搬过来，只承认魏国为正统，视蜀、吴两国为偏安割据的“僭伪”，未能正确地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陈寿则把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分写成三部书，视三方为互相独立的国家。由于生活在继魏之后统治中国的晋政权之下，他不得不采取以魏主为纪，以吴蜀两国之主为传的方式。故清人朱彝尊指出：“（陈）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 

　　其次，《三国志》的成就是结构清晰，全书前后贯穿，事无重复。在全局安排上，陈寿颇费匠心，几乎所有的选题都紧密围绕着一个对三国历史的总看法处理的。他以曹操等人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的大事；分立三书以叙述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和终结。他通过各个时期重要人物的传记，记述了黄巾起义后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的天下无敌，赤壁战后的三国并立，夷陵战后蜀吴两国的合作和南北对立；他还交待出魏明帝之后以幼主继位和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猜忌好杀埋伏下了东吴败亡的危机。陈寿作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能代表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人物，无不网罗无遗。但在具体行文上，陈寿并不平均使用篇幅，而是根据重要程度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全书剪裁得当，表面上有似传记的汇编，实际上却服从于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的弊病。这种简洁不仅表现为文字上的精炼，而且表现为取材的审慎。如当时关于曹操先世及早年的传说很多，《魏书·武帝纪》一概不取。汉魏禅代之际的表奏册诏，仅《三国志注》就载有二十余篇，而陈寿只选取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册命，即将这一重要的史实表述清楚了。他写《诸葛亮传》更是审慎斟酌。如《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述刘备与诸葛亮的最初相识，都是讲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而陈寿则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的自述，采用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另外，他还舍弃了许多经不住推敲的材料，如七擒七纵孟获、阳平关设空城计等等。陈寿不录《后出师表》，不只是因为它出自吴人张俨的《默记》，主要还是文章所叙的史实与思想都和诸葛亮其人的风格不大合拍。 

　　陈寿不仅叙事简要、取材精审，而且议论也有见地。纪传后面的评，集中反映了他的意见。如他评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其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些评论，褒贬适当，值得肯定。 

有关《三国志》的是是非非

　　后人对《三国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陈寿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笔和有所回护。唐人刘知几和清人赵翼分别在《史通·直笔》和《廿二史札记》卷六中，列举事例证明《三国志》有为魏晋两朝当权者隐恶溢美的地方。确实，曹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在陈寿的笔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的强行所为，而是汉献帝的感恩报德。以后的司马懿为丞相，司马师加黄钺，司马昭封晋公，司马炎受禅即帝位，也像是出于曹魏皇帝的赏功酬谢。魏君曹芳被废，本是司马师的秘密行为，太后事先毫无所知，《魏略》对此记述十分详尽。但帝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曹芳不孝当废；魏君曹髦惨遭司马昭毒手，陈寿但书其“卒”，绝口不谈被杀之迹。曹爽从小以谨慎稳重为魏明帝所信赖，在反对司马氏的政变中不幸失败，成了晋朝否定的人物。陈寿作传时，对曹爽的阴暗面也写得多了一些。当然，陈寿的这种笔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身为晋臣，处境很难，不敢不为晋讳。陈寿的性格固然刚直，但屡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许多不与晋朝合作的名士的悲惨下场，这使得他不能不对直笔如弦的后果有所考虑。陈寿对统治者比较敏感的某些史实委婉其辞，很明显是企图避免司马氏政权的迫害。同样是有成就的史家，陈寿与不畏强暴、勇于暴露黑暗政治的司马迁相比，则大为逊色了。但是，陈寿并不甘心，还是想尽办法，在字里行间努力透露出一些历史的真象，体现了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 

　　《三国志》虽然存在曲笔和回护的弱点，但陈寿的史德并不像《晋书·陈寿传》记载的那样差劲。关于陈寿索米不得于是不为丁仪兄弟立传以及因父受刑而极力贬低诸葛亮的两件事，纯属毫无根据的流言。后世学者对此历来持怀疑态度，清代王鸣盛、赵翼极力为陈寿辨解，基本已经证明陈寿修史从不以私人恩怨好恶而施褒贬，两种流言不足为信。 

　　陈寿是正宗的封建史家，《三国志》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态度。他相信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在《武帝纪》中他提出，曹操破袁绍五十年前出现的黄星，是曹魏代汉的天象预兆。以后曹丕称帝时，黄龙见于谯县，同样是天意的反映。陈寿写刘备称帝，所列举的符瑞图谶多达十几项。对孙权称帝也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吴中的童谣。晋魏禅代，他认为是魏家“天禄永终，历数在晋”，同样符合天命。陈寿推崇周群、杜琼、谯周几位方士化的学者，通过他们的传记宣扬皇权神授的观点。如他把谯周所说的“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受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的说法同蜀亡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谯周预言的应验，陈寿完全继承了老师的历史观。除了天命论外，他还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如他认为诸葛亮的奇策对三国鼎立起着重要作用。当人力与天命发生矛盾时，陈寿主张天命是无敌的，所谓“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诸葛亮传》）。这些方面，都是《三国志》的糟粕。 

　　同《史记》、《汉书》相比较，《三国志》在体例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它没有志和表。后世的学者多把原因解释为陈寿手头资料不足所致。 

　　尽管《三国志》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所以此书一成，凡是见过稿本的人都赞不绝口，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更把陈寿比作是司马迁和班固，并表示愿意把修晋史的任务交给他来作。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书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已没有意义，便毁掉了自己的书稿。由于《三国志》是陈寿私人的撰述，所以当时它没有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直到陈寿死后，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写。书稿抄好后被藏在内阁保存了起来。《三国志》并非人人喜欢，权臣荀勖读到陈寿的书后，心情十分不快。原来他在魏时是由曹爽举荐出来作官的，陈寿的《魏书》对曹爽有所诋毁，故有失他的颜面。再加上荀勖与张华有矛盾，张华喜欢陈寿，自然也成了陈寿的罪过。荀勖不愿陈寿在内廷为官，借故把他排挤到长广去作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有病为由，迟迟不肯去长广上任。经过镇南大将军杜预的推荐，朝廷改任陈寿为御史治书。不久，遇到母亲去世，他遵照遗嘱葬母于洛阳，这在当时也是违礼的行为。结果，陈寿不以母丧归葬入蜀，又引起舆论大哗。清流谴责他有悖伦常，被朝廷罢免。数年之后，他被重新录用为太子中庶子，终因年老病重，尚未就职，就病故了。这一年是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陈寿六十五岁。陈寿一生仕途坎坷，很不得志。所以《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他“位望不充其才，时人冤之”。 

　　陈寿去世后一百余年，南朝人裴松之为补救《三国志》文字过于简略和没有表志的缺陷，特地作注。裴注的字数和陈书字数相当，终于使《三国志》一书得到完善。除裴注外，后人研究《三国志》的著作还有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六卷，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钱大昭的《三国志辨析》三卷，潘眉的《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钱仪吉的《三国志证闻》三卷等。属于补志的书有洪亮吉的《三国疆域志》，谢钟英的《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的《三国艺文志》，陶元珍的《补三国食货志》，王欣夫的《补三国兵志》。补表的有洪贻孙的《三国职官表》，黄大华的《三国三公宰辅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年表》，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等。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将《蜀书》、《吴书》列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但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书。北宋雕板刻书，开始将三书合为一书。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的国子监刻本。 

　　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陈寿的著作还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不过到今天已经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