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战国著名军事家。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嬴政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好在人不行，天随愿。历史老人适时地安排尉缭西入秦国，在军事上帮助秦王嬴政完成统一的大业。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 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等几家大夫攻灭）、大差 （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湣王 （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足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前面已谈到，嬴政这一手是他最厉害的一招，只要对他有用，他可以干出任何事情，甚至认干爹仲父也没问题，所以他能成大事业。
　　但是，这回嬴政第一次遇见不吃这一套的人。尉缭不愧为军事家，不仅能够把握战局，制定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而且还能透彻地认识人、分析人。经过与秦王嬴政不长时间的接触，他使得出了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大下，那么天下之人都会变成他的奴婢，决不可与他相处过久”的结论。
　　这是嬴政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公开道出他的性格本质，第一次有人这样评论他，而且切中要害，句句是真。从后来统一天下之后嬴政的所作所为来看，与尉缭所言毫无二致。
　　尉缭认清秦王嬴政的本质，便萌生离去之心，不愿再辅助秦王，并且说走就走，真的跑了。幸好秦王发现得快，立即将其追回。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军事家如何能让他走？于是，秦王嬴政发挥他爱才、识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长，想方设法将尉缭留住，并一下子把他提升到国尉的高位之上，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全面军事，所以被称为“尉缭”。
　　现在，心存余悸的尉缭不好意思再生去意了，只好死心蹋地地为秦王出谋划策，为秦的统一做贡献。尉缭的到来，使秦国文臣武将一应俱金，秦王政又是一位年轻气壮、极富进取心的国君，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尽快灭亡六国，统一中国了。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关于尉缭的事迹，史书记载得非常少。早在司马迁时代，人们对尉缭的了解就很少，所以在《史记》中韩非、李斯都有传，而尉缭仅附在《秦始皇本纪》中，所载无几。为什么这样一个对秦的统一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在史书上却没有留下较多的事迹呢？
　　尉缭对秦统一的巨大贡献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秦进行对东方六国最后一击的战争中所使用的战略方针上。这个时期，虽然不见尉缭的事迹，但秦军所采用的战略方针却与尉缭的军事思想十分吻合。
　　尉缭的军事思想表现在他的军事著作 《尉缭子》之中。《尉缭子》一书，对今人来说不如《孙子兵法》名气大，但是在古代，它是与 《孙子兵法》齐名的一部著名兵书。宋代时，它与 《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唐李问对》一起被列为《武经七书》，成为朝廷颁发的七部军事教科书之一。
　　在（尉缭子》中，尉缭提出必须经过大规模的战争来实现国家的统一，而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必须加强治军的手段，制定、颁发严格的军纪、军规，便所有军官、士兵都知晓，一旦触犯将处以重刑。具体来说，对于统领千人以上的将校，有进战失利、防守投降、擅离阵地、弃军逃跑罪行的，便宣布为“国贼”，不仅要夺官抄家、斩首示众，而且还要掘其祖墓，把亲属充为官奴：对于统领百人以上的军吏，若有上述罪行的，宣布为“军贼”，也要夺官抄家、斩首示众，亲属充为官奴。在以严刑惩处罪行的同时，还要用重赏奖励有功，做到赏罚分明，即“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武议》）。这些措施与秦王嬴政一贯推崇的法家思想显然是不谋而合的。
　　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兵令》）。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当然，作为与嬴政不同的人，尉缭对战争的具体行为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军队不应进攻无过之城，不能杀戮无罪之人。凡是杀害他人父兄，抢夺他人财物，将他人子女掠为奴仆的，都是大盗的行径。他希望战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越小越好，甚至提出：军队所过之处，农民不离其田业，商贾不离其店铺，官吏不离其府衙。另外他还希望靠道义（即正义战争）、靠民气（即人心的向背）来取得战争的胜利，等等。
　　这些主张与秦王嬴政的思想显然是矛盾的。所以，可以估计，在统一战争的具体进行过程中，秦王与尉缭会不止一次地发生冲突，或者在具体的战役中，秦王不让尉缭参与，而是亲令受其思想影响严重的秦军将领们依照秦国一贯的残暴手段打击六国。所以秦军将领们在统一过程中个个都留下了“美名”，如王翦、王贲、李信、蒙武、杨端和、内史腾、辛胜等，而身为国尉、执掌全国车队的尉缭却在此时出现空白。统一以后，讲政治，就更没有尉缭的事情了。史书对尉缭记载甚少，是否与此有关？今人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