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5年，晋王司马炎夺得曹魏帝国宝座，改年号为泰始元年。他建立西晋王朝时，仍选任前朝曹魏帝国的宰相何曾为相。何曾在司马炎身边的一大批有文治武功的大臣中，并没有炫目的业绩，也没有特别过人的才智，但他却能在这个王朝更迭的动荡时期始终身居高位，其原因颇令人寻味。
进退自如 游刃官场
　　何曾字颖考，生于公元198年，陈国阳夏人。其父何夔，曾任曹魏帝国的太仆、阳武亭侯等官职。出生于这样的官宦世家，何曾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加上他生性好学，少年时与同郡的另一青年袁侃一并小有名气。魏晋时选官，门第之风盛行，因而年轻的何曾顺理成章地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开始了显耀的仕途生涯。

　　魏明帝曹叡初为平原侯时，年轻的何曾作为幕僚，为他掌理文案。这对饱读诗书而又心怀天下的何曾而言，远不足以施展抱负。曹叡即位后，何曾又历任散骑侍郎，汲郡典农中侍郎将、给事黄门侍郎。历官期间，他曾上书建议明帝注重对地方郡守的考绩，称“为国者以清静为基，百姓以良吏为本”，认为一个郡守的权力虽然不大，但管辖千里之地，与古时相比亦相当于一个小国君，责任重大。应该“上当奉宣朝恩，下当兴利而除其害”。官员体恤民情是治理地方的一大关键。眼下国家大规模举兵，需要各地增援，更要求地方郡守深得民心，以防民怨沸腾。但目前各地方的郡守，有年高老迈的，有疾病缠身的，有偷懒疏怠的，他们或把政事交给下级官吏去处理，或根本不把政事放在心上。然而因为现行的地方官吏考政制度不够完善，这些郡守的过失还达不到被罢免的程度，所以他们能在任上碌碌无为地虚度时日。因此，他建议皇帝秘密地诏令一批官员，让他们明察暗访，核查郡守的实际政绩，据此任免官员。
　　何曾的奏疏不仅观点鲜明，针对时弊，而且有理有据，分析精辟。加上其文笔优美，还往往引用前朝明主之言打动当朝之君仿效之念，所以得到魏明帝重视。不久，何曾官升至散骑常侍。
　　待到魏明帝将要举兵征伐辽东，何曾又上了一篇有名的奏疏：“我听说前代君主制定法律必定是全面而严谨的，所以委任新的官职就要安排辅佐，举兵点将时就要设置监贰。这都是为了集思广益，并可防备不测。”他以先王制法和历史上著名的典例来劝谏皇帝在征伐的军队中设置监督职能的副官，可惜这个深思熟虑的建议没有被魏明帝采纳，何曾还因此丢掉了散骑常侍的官职，出补河内太守。在此期间，何曾因治理有方而享有威严之名，惊动朝廷。不久，朝廷重把他召回，官拜侍中。这是史书记载中何曾唯一的一次谪官。其母一直为此忧心忡忡，战战兢兢，她不知道她的儿子早已深谙上下变通、左右逢源的为官之道。
　　嘉平年间，何曾官居司隶校尉。当时有一个叫尹模的抚军校事仗着上司的宠护欺凌百姓，作威作福，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朝廷上下都深怀不满，却无人敢言。何曾意识到尹模已是众怒难平，无人可保，于是上奏弹劾，赢得朝野百官的赞誉，谓其耿直刚正。但遇到后台强硬的大将军曹爽，精于为官之道的何曾就退避三舍了。当曹爽专权跋扈、气焰嚣张之时，何曾就告病在家不闻国事，直到曹爽被诛，他才又重新出来任职。
　　进退自如、善于自保的何曾也曾为魏晋法制的改革做出过可圈可点的贡献。官吏毋丘俭因罪被诛时，依据当时的法律，他的儿子甸、妻子荀氏应被连坐同死，而荀氏的父亲荀虞、兄弟荀?都与魏景帝有姻亲之谊，二人共同上表皇帝，为荀氏求命。皇帝于是下诏，命荀氏与毋丘俭离婚以脱干系。荀氏所生之女毋丘芝是颍川太守刘子元之妻，亦当坐死，时因其怀有身孕而暂系牢狱。荀?请求何曾向皇上为毋丘芝求情，何曾痛恨毫无人道的连坐之法，立刻上表请求皇上开恩，将其死刑改成没为官婢。朝廷认为建议中肯合理，于是特地修改了有关法律。从此，类似毋丘芝这种情况的，“坐死”均改为“没为官婢”。何曾的建议被载入《刑法志》，为世人称颂。
　　由此可见，何曾为官期间，既能明哲保身，又善于表现他的正直耿介，并且也能做出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贡献，所以才能在复杂无比、祸福难料的官场之中游刃有余。
固守礼法 虚享盛名
　　何曾生于世家，接受正统的经书教育，加上他生性谨慎，因此无论为政还是持家都作风严谨。他恪守礼法，被时人誉为君子的典范。
　　何曾担任司隶校尉几年后，迁任尚书。正元年中又连任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假节。每当皇帝出巡经过他管辖之地时，他总是隆重迎接，殷勤款待，“备太牢之馔，侍从吏驹，莫不醉饱”。一次皇帝将要经过何曾之子何劭所辖地区，何曾事先就叮嘱儿子一定要言行守礼，招待周到，但何劭放肆不拘，把父亲的交待当耳边风，皇帝驾到时竟不冠不带，并且让圣驾等了很久才出来迎接。何曾知道后，狠狠地责备这不肖之子，由此可管窥何曾崇礼的作风。
　　此后，何曾官运亨通，又得以升任征北将军，进而加封颍昌乡侯。咸熙初年——曹魏帝国日暮途穷的后期，他又官拜司徒(宰相)，改封朗陵侯。曹魏帝国晋封司马昭为“晋王”后，一次何曾与王祥、荀?共同晋见。对于拜见叙礼，王祥不解地对荀?说：“相国(司马昭)虽然尊贵，但仍是帝国宰相，我们却是帝国三公……岂有天子的三公随便向人叩头之理?不但有损帝国的威望，也伤害晋王的盛德。君子爱人，不合礼义的事我是不会做的。”荀?点头，表示同意。进得晋王府，二人均只作了一揖，只有何曾仍以大礼参拜，尽表敬意。一向对君臣礼仪毫不马虎的何曾此时却“过于重礼”，可见其深谙时政，礼仪亦随之而变。
　　司马炎得以坐享西晋王朝开国皇帝的宝座，何曾功不可没。当初，其弟司马攸因孝顺善良、和平稳健而备受司马昭宠爱，司马昭甚至打算立其为世子，恪守礼教的何曾认为这有悖于礼法，劝谏说：“中军抚军将军(司马炎)聪明英勇，拥有最高的人望，天生一表人才，不是做臣属的相貌。”山涛、贾充、裴秀等朝内重臣均附和何曾之见，才促使司马昭下定决心，终于指定司马炎为晋王世子。司马炎亦感恩图报，重用何曾。一登皇位，何曾就成为西晋开国宰相，稍后又官拜太尉，进爵为公，最后又得以升迁太傅，达到官宦生涯的顶点。
　　何曾素日为人谨严，恪守礼法，凡事中规中矩，不越伦常，这也正是他看不惯当时“竹林七贤”一干人恃才放旷的原因。“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均才华盖世，不拘礼教。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竹林七贤”正是觉 醒的一群，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从正统礼教和时政高压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阮、嵇等人以有悖于常理的恣意放纵，表达他们内心的苦闷和不满。在何曾眼中，他们显然是朝政的“别枝”和“逆流”。这种激烈的文化碰撞对素来维护正统礼法的何曾而言，绝对无法容忍。因而他对阮氏的抨击也就在所难免了。当时阮籍任步兵校尉，负才放诞，其母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与朋友下棋，竟不肯中止，一定要决出胜负，之后再狂饮痛哭，以至吐血而顿显形销骨立。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他却又跟平时一样花天酒地。这种行为在何曾眼里是为天大的不孝。一次何曾当着司马昭的面质问阮籍：“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并且批评司马昭对阮籍的纵容，建议司马昭把阮籍放逐到蛮荒之地，免得污染朝廷。虽未说服皇帝，但何曾直谏和守礼的名声却更加远播了。
　　何曾严谨孝顺，持家严格。何家“闺门整肃”，家中老少均无声色犬马之好。他年老之后，每次与夫人见面都是衣冠严整，甚至坐式也严循礼法，自己朝南，夫人面北。二人相敬如宾，喝酒之前要互相行礼，“酬酢即毕便出”。结婚才一年的夫妇如此相待者寥寥，而何曾夫妇却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实在是难能可贵。
　　何曾尊崇礼法，依现在看来只是刻板古怪，装模作样，在当时却享有盛誉。司隶校尉傅玄还作文盛赞何曾、荀?二人之品行，把他们与先贤并称，评价极高：“古称曾、闵，今曰荀、何……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仪表也。”把他们誉为“君子之宗”，特别推崇何曾“存尽其和，事尽其敬，亡尽其哀，予于颍昌侯见之矣。”何曾的谨严作风，也是他仕途顺利的主要原因。改朝换代之时，前朝旧臣鲜有免祸的，而何曾竟得以安安稳稳地继续做他的宰相，正是因为他言行均以儒家礼法为典，循规蹈距，不为君主添乱。晋帝虽然爱阮籍之才，但在封官授爵上依然是“以德诏爵，以庸制禄”。无疑，何曾在封建帝王眼中是“德”的典范。
生活奢靡 极尽华侈
　　在中国历史上，贵族豪门一般生活腐朽堕落，而在西晋时期，则达到最高峰。王凯、石崇斗富之豪奢令后人瞠目结舌，传为奇谈，何曾生于世家豪族，也沾染了在日常生活上的骄奢之气。
　　何曾少而袭爵，本为世家，后又历任高官，奉禄优厚，到晋武帝时进爵为公，食邑达八百户，加上又对司马炎称帝起了重要作用，常常得到皇帝极其丰厚的赏赐。据《晋书》记载，何曾一次得到的赏赐就有“钱百万，绢五百匹及八尺床帐、簟褥百副”。何曾由此身家亿万，挥霍资本极其雄厚，便穷奢极侈地度日。出行所用的帷帐车服，穷极绮丽，“以铜钓??车，莹牛蹄角”；“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入朝见皇帝，从不吃宫中太官所准备的食物，皇帝只好命人去他家里取来他喜爱的食物。这时，身为君子之宗的何曾，只顾自己的舌口之欲，竟也顾不得崇上重礼了。“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说的就是何曾的奢靡，若不是其作风老到，也许会出来和王恺、石崇斗富一番。
　　因其奢靡，何曾一生苦心经营的好名声几乎尽毁其中。司隶校尉刘毅屡次弹劾何曾，斥其浪费数目惊人，司马炎均因何曾是元老重臣而不加追究。何曾逝世后，博士秦秀在给何曾封谥号的讨论中说：何曾骄傲奢侈，天下闻名。宰相是国家重臣，如果他在世的时候不顾一切地肆情纵欲，死了之后又没有贬抑的话，不足以服王公贵族。建议赐给何曾谥号“丑缪公”，意为行为放荡，名誉与实质不相符合。司马炎自然没有答应。
　　何曾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逝世，终年80岁。
　　纵观何曾一生，没有什么突出功绩。其最大特点在于，他老成持重，善于审时度势，既执法严苛，勇于弹劾，又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故在官场游刃有余，逐步登上宰相高位；他循规蹈矩，讲求礼节，故使他声名远播。尽管他有虚伪的一面，由于其有不凡的为官技能，晋武帝司马炎始终对他宠爱有加。何曾晚年，屡次以年事已高要求辞官，而晋武帝认为他“明朗高亮，执心弘毅”，常以“朕以寡德，凭赖保佑”为由加以挽留。何曾逝世时，晋武帝前往他家素服吊孝，并赐给丰厚的器具，赐其谥号“孝”，称“朗陵孝公”。为名利双全而苦心经营一生的何曾，终于可以安心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