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叹道：“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首筑，万里安边。”“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蒙恬之于秦朝的赫赫战功，之于长城的丰功伟绩，让人感叹万千。
世代将门，威震中原
　　秦朝战将如云，蒙恬则是其中闪亮的将星。其实，2000多年以前的蒙恬距离我们实在太过遥远，我们非但不可能有这位大将的真实照片，甚至也得不到一幅他的肖像画，即使在史书之中，也没有太多关于他的具体描述。但将军的丰功伟绩和忠肝义胆却被人们深深记在了心里，不仅成为世代名将效仿的楷模，更是千古爱国志士的永远丰碑。
　　蒙恬的祖先是齐国人。他的祖父蒙骜从齐国来到秦国侍奉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蒙骜作为秦国将领，伐韩，取成皋、荥阳，建立三川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二年，蒙骜又一气攻取了37座城池。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蒙骜攻韩，夺取了13城。秦始皇五年，他又率军攻打魏，取得了20城，建立东郡。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蒙骜去世。
　　蒙骜的儿子叫蒙武，他也就是蒙恬的父亲。蒙恬曾学狱法为狱官，并负责掌管有关文件和狱讼档案。蒙恬还有一个弟弟叫蒙毅，后来官至上卿，是秦始皇的得力助手，成为了秦朝的重臣。兄弟二人一武一文，可谓好不了得。
　　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秦王派将军李信率兵20万攻打楚国，以蒙武为副将。李信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北），蒙武攻寝丘（今安徽临泉县），大败楚军。李信在攻破鄢（今河南鄢陵县）后，引兵向西与蒙武会师于城父邑（今河南宝丰县东），被楚军打败。
　　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蒙武以裨将随王翦领兵攻楚国，大败楚军，追至蕲南（今湖北蕲春西北），杀楚将项燕，得胜而归。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蒙武复出率兵攻打楚国，俘楚王负刍，平定楚地。二十五年（公元前222），蒙武率兵南征百越（今浙、闽、粤一带），越君投降，秦遂在此置会稽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大业中，蒙恬的祖父蒙骜、父亲蒙武，都是秦国著名的将领。为秦国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为秦国疆土的开拓，为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秦始皇对蒙氏家族非常信任器重。
　　到了蒙恬这一代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秦始皇外出时，蒙恬的弟弟蒙毅陪同与始皇共乘一车，在朝时又侍从始皇的左右。蒙恬兄弟二人，一个负责对外军事，一个谋划国内政事，有忠信为国的美名。秦国的其他将相都不能与他兄弟二人争宠。
　　由此可见，蒙氏家族世代为将，战功显赫，到了蒙恬这一代更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公元前221年，蒙恬由于出身将门做了秦国的将军，于是率大军攻破齐都，实现了秦始皇梦寐以求的全国统一，秦始皇授给他内史的官职。其实，蒙恬在统一六国的战斗中虽然并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却积累了足够的战争经验，他的才华也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可。
　　说到蒙恬和匈奴的关系，好像就是上天注定的势不两立。蒙恬生活的年代，边境经常受到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的掠夺，秦政权受到威胁。而且，在秦尚未统一六国前，匈奴就常掠夺内地人民的牲畜、财产，与其相邻的燕、赵、秦等国更是深受其害。尤为严重的是，在秦征伐六国的最后阶段，匈奴乘机占领了河套地区，即所谓的“河南地”。
　　这给心怀忠君爱国抱负的蒙恬以很大的施展空间。在随后的河套战场上，这位中华第一勇士让匈奴尝尽屡战屡败的滋味。
北逐匈奴 收复河套
　　战国末年，烽烟四起，秦国以一国之力，横扫中原六国，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在中原混战的同时，中国的北方一直活跃着一个善于骑射凶悍无比的民族——匈奴，他们利用中原战乱之机，不断骚扰北方各国。在秦统一中原的同时，他们乘机跨过黄河，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着秦都咸阳的安全。成为整个帝国最后的心腹之患。就在此时，秦始皇派出一名大将北击匈奴，这就是名将蒙恬。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以蒙恬为帅，统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在黄河之滨，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蒙恬以锐不可当的破竹之势，一举收复河套、阳山、北假等（今内蒙古）地区。使匈奴望风而逃，远遁大漠。汉代贾谊就评价当时匈奴的状态说：“不敢南下而牧马。”蒙恬仅一战就将彪悍勇猛的匈奴重创，使其溃不成军，四处狼奔。匈奴几十年不敢进汉地，蒙恬功至高也。
　　大一统的中国刚刚缔造的时候，蒙恬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个开国功臣应得的荣华，而是肩负着更艰巨的使命——北定匈奴。公元前221年，蒙恬率大军攻破齐都，实现了秦始皇梦寐以求的全国统一。正当咸阳城里欢庆胜利的时候，秦国北部边境传来匈奴频繁骚扰并大举南侵的消息。匈奴军队杀人放火，抢劫牲畜财物，边疆人民苦不堪言。这时，秦国刚刚统一，人心思定，军民厌战。蒙恬不顾连年征战的辛劳，接受命令“北逐戎狄”，收复河套一带。
　　面对匈奴的挑衅，秦始皇选择了蒙恬领兵出征。这里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青年时代的蒙恬长年在北方边境守卫，对匈奴的战法极其熟悉，这是那些长年征战中原的老将们所不能比的。其二，蒙恬是秦军里最富有进攻精神和野战能力的将领，秦朝其他将领打的多是中原地区的攻坚战，对于塞北草原上与匈奴的野战并无多少经验。
　　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30万能征善战的大军，日夜兼程赶赴边关。扎下大营后，他一边派人侦察敌情，一边亲自翻山越岭察看地形。第一次交战，就杀得匈奴人仰马翻，溃散草原。公元前214年的春天，又爆发了最具决定性的战争。蒙恬跟匈奴人在黄河以北，进行了几场战争，匈奴主力受重创。最后匈奴人被彻底打败，向无限的北边逃窜。史书上记载：匈奴人向北（逃窜）七百多余里。
　　蒙恬并没有辜负众望，一战定河套，打得匈奴魂飞魄散。贾谊也曾形容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正是对河套战役功业的称赞。后来中原再次大乱时，匈奴却不敢深入汉境，这不能不说与此战有很大关系。
　　经此一役后，当时的秦军再无敌手，蒙恬也一跃成为秦帝国最为出色的将领。但是蒙恬载于史册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将帅之材，他的许多才能都是当时其他的将领所难以比拟的。蒙恬的这种才华，事实上在整个秦国是首屈一指，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甚至秦国的丞相李斯也自叹：“蒙恬将军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过我。”
　　从纯军事的角度来分析这场战役，我们相信那一定是与汉朝反击匈奴不同的一种战法。因为秦朝并没有汉朝那样多的战马，骑兵的数量远远少于汉朝。这就注定了秦国的攻击还是以步骑和战车相结合的战法为主的。《史记》中曾记载：秦以战车开路，箭矢如蝗，步骑大军随后掩杀，匈奴大溃。可见这是一种以重装战车为主的战法。
　　秦在战役中有一个最核心的武器，就是弩。弩当时是中原人所特有的武器，匈奴人是没有弩的。因为弩事实上是代表着当时军事气数的高峰，秦的重装战车体型高大，上载各式弩箭，发射起来密集如雨，电影《英雄》已清楚的再现了这一过程。其效果就如今天的坦克，单一兵种的匈奴又怎能不大溃。
　　汉朝反击匈奴打了20年，通过倾国之力的漠北会战才解除了匈奴的威胁。而秦国只经此一战，就将匈奴重创。当然两者也不可同等而论，秦时的匈奴控制区域只有汉朝时三分之一大，实力也比伊稚邪时代弱小得多。
　　另一个取胜匈奴的重要原因就是蒙恬的个人军事指挥才能。从蒙恬个人角度来说，他出生在将门，从小就受到了忠君爱国思想的浓厚熏陶。再加上他祖父、父亲都是秦国将军，为国效忠和带兵打仗是家常便饭。因此，他在思想上就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安危紧紧的绑在了一起。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战，这样的精神和力量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他在驻守边防的时候对匈奴的战法极其熟悉，并专门针对匈奴研究出了对付他们的战术方法。这些都为他一战定乾坤，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蒙恬打败匈奴，拒敌千里之后，他带兵继续坚守边陲。蒙恬又根据“用险制塞”以城墙来制骑兵的战术，调动几十万军队和百姓筑长城，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防护城墙连接起来，并重新加以整修和加固。建起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长达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用来保卫北方农业区域，免遭游牧匈奴骑兵的侵袭。蒙恬在修筑万里长城的壮举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这延绵万余里的长城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文化瑰宝。
　　同时，蒙恬沿黄河河套一带设置了44个县，统属九原郡。还建立了一套治理边防的行政机构。又于公元前211年，发遣三万多名罪犯到兆河、榆中一带垦殖，发展经济，加强军事后备力量。这些措施对于边防的加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蒙恬又派人马，从秦国都城咸阳到九原，修筑了宽阔的直道，克服了九原交通闭塞的困境。这不但加强了北方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更重要的是对于调动军队，运送粮草器械物资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风风雨雨、烈日寒霜，蒙恬将军驻守九郡十余年，威震匈奴，受到始皇的推崇和信任。
　　这里还要表述这期间发生的一段插曲，正是这段插曲使赵高集团更坚定了要谋害蒙恬将军的决心。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施行严酷的暴政。一场天下读书人的灾难席卷中华大地。秦始皇大举焚书坑儒，他的长子扶苏竭力阻止，秦始皇非但不听，反而把他贬到边关，让他监督蒙恬守卫边疆。从此，扶苏和蒙恬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扶苏初到边关，甚为苦闷，蒙恬劝告他说，既来之则安之，守边也很重要。扶苏感到蒙恬待他诚恳热心，便安下心来协助蒙恬训练军队。两人甚是投机，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这为蒙恬的含冤而死埋下了伏笔。
小人篡权 千古叹惋
　　有人说一个历史的瞬间，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一个古代名将的死会改变什么呢？蒙恬作为秦帝国著名的战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在战场上帮助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彻底打败了不断骚扰中原的匈奴，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现今我们眼中的万里长城，开辟了当时规模空前的秦直道。这样一个功勋卓越、才华出众的战将，却没有想到，在他的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个与他对立的集团，在秦始皇病死后，蒙恬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无辜惨死。这个集团篡夺了秦帝国的政权，也改写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唐朝皇帝唐太宗，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人，或答“白起”(战国时秦将)；或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将)。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太宗摇摇头说：“朕觉得最冤的是蒙恬。”
　　蒙恬不仅打仗能够显示出他英勇威武的大将气概和不一般的战略、战术指挥才能，而且在治理边塞和巩固国防等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可英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各色的小人，致使很多英雄经常不是战死在沙场，而是饮恨不能善终。蒙恬的死可以说是带着悲壮、无奈与叹惋。
　　蒙恬的弟弟，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蒙毅，他深受秦始皇宠信，位至上卿(高级执政官)。蒙毅法治严明，从不偏护权贵，满朝文武，无人敢与争锋。某日，内侍赵高犯有大罪，蒙毅依法判其死罪，却被秦始皇给赦免了。从此时起，蒙氏兄弟便成了赵高的心病。
　　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嬴政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中车府令赵高想立公子胡亥，于是就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立胡亥为太子。因早先赵高犯法，蒙毅受命公正执法，引起赵高对蒙氏的怨恨，因此，黑手就首先伸向了蒙氏。秦始皇死后，赵高担心扶苏继位，蒙恬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就扣住遗诏不发，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他又威逼利诱，迫使李斯和他们合谋，假造遗诏。“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等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
　　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囚禁并杀死了蒙毅，又派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30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皇上。”蒙恬长叹道：“我怎么得罪了上天?竟无罪而被处死?”沉默良久又说：“我的罪过本该受死，起临洮，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于是吞药自杀。
　　三军将士得知将军死后，都感其贤达明良，怀愤含泪。他们用战袍撩土将其葬于绥德城西大理河川，遂形成现在的小山丘，与扶苏墓遥遥相望。朝霜墓尘，默默传神，犹似当年将帅精诚团结，共同御敌，宁死不屈之状。有诗赞云：“春草离离墓道浸，千年塞下此冤沉。生前造就笔干枝，难写孤臣一片心。”
　　蒙恬之死，直接导致了一个结局，就是30万秦军彻底溃败，30万秦军溃败了之后，秦帝国的灭亡事实也就注定了。所以这就是蒙恬作为一个将领，其不可或缺地位的体现。他死了之后，帝国事实上就少了一个很大的依靠，少了一根很大的支柱。
　　大将蒙恬，“大”字首先来自大谋大略。当时的“蒙恬”二字，可以令狂放不羁的匈奴闻风丧胆，乃至于只要有蒙恬在，“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抱怨”。这是何等的神气，何等的威风。其次，大将蒙恬，“大”字也来自大武大勇。《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蒙恬在临终前曾说：“吾先人及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虽囚击其势足以背叛，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主也。”从这段并不难懂的古文中我们可以明白，蒙恬甘心一死，既不是因为无能怯懦，也不是因为昏昏噩噩、忠奸善恶不分，而是来自他的侠肝义胆、坦荡胸襟，读来令人肃然起敬。所以，大将蒙恬的“大”字还来自非凡的品质。大将蒙恬，“大”字是一种大气、豪气、勇气，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可贵品质。
将军造笔，千古犹存
　　对于今天的人，历史就是一张写满字的纸，一切都已写成，无可更改；但对于古人来说，历史却是他们的将来，他们的决定就可以影响历史。忠君儒雅的性格，决定了蒙恬最终的选择，同时也注定了后来的历史。但后来的历史并没有忘记这位爱国将领的丰功伟绩，至今人们还记住了他除去带兵打仗以外的才能。
　　这里关于蒙恬将军对毛笔的创造有着这样的故事。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蒙恬带兵在外作战，他都要定期写战报呈送秦王。当时，人们用竹签写字，很不方便，蘸了墨没写几下又要蘸。一天，蒙恬打猎时看见一只兔子的尾巴在地上拖出了血迹，心中不由来了灵感。他立刻剪下一些兔尾毛，插在竹管上，试着用它来写字。可是兔毛油光光的，不吸墨。蒙恬又试了几次，效果还是不行，于是随手把那支“兔毛笔”扔进了门前的石坑里。有一天，他无意中看见了那支被自己扔掉的毛笔。捡起来后，他发现湿漉漉的兔毛变得更白了。他将兔毛笔往墨盘里一蘸，兔尾竟变得非常“听话”，写起字来非常流畅。原来，石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经碱性水的浸泡，兔毛的油脂去掉了，变得柔顺起来，传说这就是毛笔的来历。
　　历史上对于秦朝大将蒙恬造笔的说法也有一些记载。当年，秦将蒙恬率军伐楚，南下至中山地区，因见那里兔毛甚佳，就用来制笔，毛笔就此诞生。《太平御览》引《博物志》日：“蒙恬造笔。”崔豹在《古今注》中也说：“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事实上，出土的文物已证明，毛笔远在蒙恬造笔之前很久就有了。但蒙恬作为毛笔制作工艺的改良者，其功亦不可没。据说，蒙恬是在出产最好兔毫的赵国中山地区，取其上好的秋兔之毫制笔的。湖北云梦秦墓中出土的三支竹杆毛笔，用竹制笔管，在笔管前端凿孔，将笔头插在孔中，另做一支与笔管等长的竹管做笔套，将毛笔置于笔套之中，再用胶粘牢。为取笔方便，笔套中间镂有8.5厘米长的长方孔槽，竹筒涂以黑漆，并绘有红色线条。可见，这支秦笔的制作已采用了一套完整的制作工艺，而且与现在的笔及其制法颇为相似，较之战国时期的楚国笔已大有进步。
　　相传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在当地被人们奉为笔祖。又据说蒙恬的夫人卜香莲是善琏西堡人，也精通制笔技艺，被供为“笔娘娘”。蒙恬与夫人将制笔技艺传授给村民，当地笔工为了纪念他们，在村西建有蒙公祠，绕村而过的小河易名为蒙溪，蒙溪又成了善琏的别称。
　　相传农历3月16日与9月16日是蒙恬和卜香莲的生日，村民们就要举行盛大敬神庙会，以纪念他们的笔祖。因此，蒙恬虽然不能获得毛笔的专利权，但他制的笔精于前人，对毛笔的改革是有贡献的。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秦谓之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先秦书籍中没有“笔”字，而“聿”字早在商代就出现了，而秦始皇只是统一了笔的叫法，可见笔是早于秦代就存在了。清代大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的“造笔不始蒙恬”条中写道：“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看来，这一评述还是有所根据的。唐代韩愈《毛颖传》以笔拟人其中也提到蒙恬伐中山，俘捉毛颖，秦始皇宠之，封毛颖为“管城子”。后世又以“毛颖”、“管城子”为笔的代称。除此之外，毛笔的别名还有“毛锥子”、“中书君”、“龙须友”、“尖头奴”等。
造筝传说 崇爱将军
　　另外一种传说就是蒙恬造筝。汉代应劭著《风俗通》记载：“仅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后人根据这段文字，又有如下说法：“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为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以木，唐以后加十三弦。”
　　西晋傅玄驳斥这种说法，见《筝赋》序：“筝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圆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似十二。设之则四象存，之则五音发。体合法度，节究哀乐，斯乃仁智之器也，岂亡国之臣所能开思运巧哉，或以为蒙恬所造，非也。”
　　蒙恬为秦国大将，傅玄用“亡国之臣无法创造乐器”的阴阳五行论调，似嫌勉强。《旧唐书·音乐志》也称筝非蒙恬所造：“筝本秦声也，相传云蒙恬所造，非也。制与同而弦少。”在中国的第一部纪传通史的《史记·蒙恬列传》中并没有蒙恬造筝的记载。而《风俗通》的说法也仅用疑问的口吻说蒙恬造筝，一件乐器若出现在史籍上，其必已经流传一时间了，很可能记史者将此乐器的创造记为当时某领导者之功，或者蒙恬为了适应自己的戎马生活，将筝改制为瑟。其实，无论毛笔和古筝到底是不是蒙恬将军发明的，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些记载和故事中了解到了将军与众不同的一面，同时也说明人们对将军的敬仰并表达了人们对将军所具有的那种崇高民族精神的热爱与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