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国给人的感觉是完美的，一路高歌猛进，步伐坚定而有力；东汉帝国则颇多缺憾，前后几番波折，显得扰乱不定。总体而言，东汉帝国定都洛阳直至禅让于曹魏，历经近二百年，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光武中兴至和帝，约八十年，这是东汉不断发展开拓的时期，西羌虽然不时扰动，却也并无大碍；第二阶段由殇帝至灵帝，帝国由治而乱，也是约八十年，种种内外矛盾频繁爆发，然而最终帝国还是将大部分动乱平定；第三阶段是少帝、主要是献帝在位，约三十年，这时候帝国名存实亡，正是《三国演义》中群雄逐鹿天下的岁月。
　　本文的主人公虞诩就是帝国由安定步入动荡这个转折期中的重要历史人物。
　　最早知道虞诩这个人是在一本名叫《后汉书选》的旧书中看到，可能对汉史了解较少的人对他感觉有些陌生，但熟读后汉历史之后，才发现他的确是东汉帝国中期很有影响、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名臣，后汉书列传中对他也是颇用笔墨的。
　　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关于升卿这个字还有个来历，他祖父虞经作郡县的狱吏，决断案件公平宽恕，每到冬天向上级呈报狱状的时候，都不免感动恻隐之心，为之流涕。老爷子做了几十年给人定罪的事，但是问心无愧，自己也认为积下了阴德，子孙必受福荫。于是字虞诩为升卿，意思是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到朝廷九卿一级的大官的。既然如此，可以想象，家里人对虞诩寄予厚望，对他的培养也会很重视，而且成长在这样一个有良知有风格的家庭里对他为人品质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影响的。所以他十二岁就通晓《尚书》，而且对祖母十分的孝敬，武平县推举他为顺孙，这是帝国惯例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有着优良品行的人会受荐举到地方甚至朝廷作官。陈国的国相很赏识虞诩，要留下他在官府做事。由于父母早逝，他就推辞说：我家里的祖母已经九十岁的高龄，没有我就无人奉养。后来祖母去世，他被当时的太尉李修直接辟选到太尉府，后来拜为郎中。
　　虞诩到洛阳之后的几年做了什么，史籍中并没有什么记载，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在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发生了一起波及朝廷上下的争议，是因为帝国承受西羌叛乱数年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由大将军邓骘提出了放弃凉州的计策。虞诩就此发表了一番高论，由此崭露头角，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充分的展现出了超人的识见和才干。这次朝堂会议作出的决定会极大的影响到东汉帝国的安危成败，是极其要紧的。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爆发了标志着东汉帝国由治入乱的西羌之乱。说到这次重大事件的源头，似乎还要向前推溯若干年。定远侯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几年，使得大小诸国欣欣向化，布大汉威德于万里之外，这是东汉帝国在西域最辉煌的时期。班超年老思归，继任者是虽然不见史书列传记载而当时确是帝国名人的任尚。任尚在帝国主要担任的是武职，最早他就是大将军窦宪的心腹爪牙，是参加过北征匈奴作战的一位主要将领，后来任职西域戊己校尉，并由此接任班超为都护。他虽然屡次担任重要职务，但是在西域的管辖上无疑远没有班超那么高明，又将定远侯一番良言嘱托视作耳边风，没有几年，统御失策，西域便发生叛乱，他也获罪被征回洛阳。

　　但是任尚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在以后的平定叛羌的作战中还有他的上场。而西域自此在一两年中便大乱至于难以收拾，此时也反应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洛阳政府的财政拮据日益显著，由于帝国豪门大族的兼并坐大，致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极大的影响，此时面对经营不善而造成的叛乱，洛阳已经有些难以承担浩大的军费负担了，竟然放弃了历经数十年建设的西域，并发兵迎接屯扎在外的汉军官兵。在援军之中按帝国的惯例往往都是要征发相当数量的蛮夷兵马作为协从的，这次征发的对象是帝国西部的羌人。西羌是一个果敢善战的部落，在第一阶段里就与帝国发生过断续的战斗，但是最终还是无力与大汉抗衡，此时归附已经有较长的时间了。羌人在西部郡县受到豪强官吏役使欺压，已经积怨不小，此次征调更令羌人再次感到不安，因为前去西域路途遥远，险阻艰难，不知道谁有去无回，就有很多羌人逃避这次兵役。汉军自然不会听任羌人逃跑，进行了铁腕镇压，甚至屠灭整个的小部落施以高压。羌人揭竿而起，终于导致了一次长达十几年的大动乱。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最终帝国还是在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羌人叛乱，帝国的抚御失策是其主要的原因。他们虽然兵甲不全，但悍勇强健，更是因为八十余年来种种矛盾已经积重难返，此时一并爆发，帝国内忧外患，应付不暇。现在需要高明的决策者和强干的执行者来收拾乱局。

　　自从汉和帝驾崩之后，真正执掌朝政的是和帝的邓皇后，还有此时的邓太后的兄长大将军邓骘，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里都是兄妹二人的朝廷。面对帝国西部的动荡不安，先是放弃西域，此时又计议放弃凉州，认为此时帝国无力四处作战，准备收缩战场，集中力量再寻战机。邓骘的提议自然不乏支持者，议者一片赞同之声。这个决议被虞诩知道后，急忙去找太尉李修，痛陈弃凉州断然不可。虞诩说道：帝国开疆拓土，劳师动众才平定四方江山，如今因为暂时的军费不足，就放弃凉州重地，实在是浅薄之见。民间谚语都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凉州人民因为迫近于羌胡，民风强悍，妇女也能操戈持盾，而凉州兵将勇猛更是超过其他地方。羌人之所以还不敢深入三辅，就是因为凉州在后，有所忌惮，如果放弃，羌胡没有了后顾之忧，必然对帝国形成心腹之患；而且凉州人之所以上阵杀敌，参军平叛，因为他们是帝国的臣民，朝廷怎么可以放弃呢，假设凉州豪杰怨恨朝廷弃之，必然又生巨患，到时候局面就真是不可收拾了。李修听完这番话，甚为震惊，说道：如果不是你说明，险些坏了国家的大事啊，那么如不弃凉州，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虞诩于是又献计，为了防止凉州由于动荡不安而发生变故，应该从凉州的豪杰和官吏子弟中选拔人才到洛阳做官，一来表示朝廷对他们的恩赏以激励他们，另外也可以使有异心的人不敢妄动。于是，因为虞诩的反对从新召开了大将军府和三公参加的四府会议，虞诩的意见被在场与会的人研究讨论，最后，正确的意见被认同，都认为虞诩分析的有道理。帝国便依照他的方案从新进行了部署，避免了执行错误决策必然带来的严重后果。
　　关于凉州弃守的争议虞诩是见识深远的，这应该是他眼界宽广和平时潜心研究军政国事的结果，而且他为人正直，为李修所信任，并获得了很多人的赞赏，看似简单的议论却是一贯的积累才能做到的。这次会议使虞诩明显地受到帝国的重视，遗憾的是，这是从被当时权势煊赫的大将军邓骘的陷害开始的。
　　因为虞诩明确的反对并批驳了邓骘放弃凉州的提议，他正确的意见被最终赞成采纳，邓骘便怀恨在心，交给他一个难题，如果做不好，不免就要受到惩罚。当时在距洛阳千里的朝歌县有几千人联合起来反抗帝国官吏的统治，封疆大吏一时之间不能平定，邓骘就令虞诩去做朝歌县长，责令平贼。很多亲朋好友认为此去凶险，也是对他能力有所怀疑，因为就像河内太守称呼他“儒者“一样，确实他还没有军事经验。但虞诩为之一笑，说道：”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慷慨赴任。先到河内参见上司太守马棱，马棱勉励一番，同时虞诩要求太守将朝歌之事放手交给自己，不要限制过多，也获得肯定。虞诩当着马棱的面又分析了一下他们所面对的形势，说道：临行之时很多士大夫都来给我吊丧，但是依我之见，朝歌距离敖仓百里之遥，而流民数万人散布不远，他们不知道开仓赈济，夺取武库里的兵器，然后占据成皋，占据有利的形势，他们不过是一群没有作为的乌合之众罢了。
　　虞诩到达朝歌之后，成竹在胸。下令招募壮士，令县中的官吏各自推举知道符合招募条件的人。有三种人在招募之列：强盗、小偷、不孝之人，结果被检举出一百多人，这些人惶恐不安，虞诩却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并大开筵席招待。但是要求他们效力，混入暴动队伍之中，诱骗他们前来攻打抢劫。计策果然有效，这些人被起事的人所信任，组织人马前来劫掠，当然被早有准备的官军埋伏击溃，杀死几百人。这一战，虽然没有将叛乱队伍主力消灭，但是却站稳了阵脚，安定了朝歌人心，也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有所顾忌了。接着虞诩又安排会做裁缝的人混进叛乱队伍，在给他们缝制衣服的时候，都用彩色的丝线在衣服上面留下记号。每当其中有人到县城市场上办事走动的时候，能够被安排好的官兵一下认出来，当时就擒获归案，如此这般，捉了不少人。此举令乱民感到不可思议，惊为神明，纷纷逃散。在虞诩多方谋划之下，朝歌一地的叛乱很快的平定。知道虞诩的人曾经为他朝歌之行感到悲观，而他以非凡的见识和灵活有力的手段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尤其这是距离首都洛阳不远的重镇，这次成功使得朝廷上下对虞诩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事后被升迁为怀县县令。初次的作战指挥增加了虞诩的军事经验，也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令人刮目相看。
　　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此时西羌之乱已经持续了八年，步步惨败退却之后，在最近四年中，汉军开始前后取得了几次小胜，总计斩杀和俘获西北叛乱的羌人与互为党羽的汉人约三千人，羌人的叛乱虽然被帝国有所遏制，但仍然十分猖獗，西北方的战事极为吃紧，帝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洛阳前后派出大军抗击征讨，往往失败，死伤军民甚重，就在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汉军的一次大败，仅死者就达三千人以上。汉军频繁的调动集结，指挥官也走马灯般撤去换来。这一年，曾两次因为平叛无功而免掉官职的任尚再次被起用，任职中郎将，率兵三千五百人前往关中镇压。临行之前，虞诩求见。
　　五年前关乎帝国安危的四府会议，虞诩有力的驳斥了大将军邓骘的提议，他的计策被认同和采纳，后来，在朝歌平乱中，又出人意料的轻松获胜，是受到了朝野的瞩目的。此时由县长而县令的虞诩来见任尚，受到礼遇。两个人坐下，虞诩当即表示出对任尚前途的忧虑：使君屡次受命，前往平定叛羌，西北屯兵二十万，使得天下百姓农桑不能及时劳作，为供应前线还要承受繁重的徭役，但接连数年，也不能战胜立功，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这次使君出征再不能有所斩获，我实在是为您感到担心。任尚已经两次这个原因被罢免，早就焦虑不安：我为了这件事忧愁惶恐很长时间了，此次再去平乱，还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呢。虞诩于是将自己的计策和盘托出：弱的战不过强的，而走的自然追不过飞的，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今羌人往来战斗，都是骑马，一日数百里，疾驰如风雨，来去呼啸。汉军虽然众多，但主要是步兵，自然无法追赶骑兵，疲于奔命，而势不相及。这就是帝国虽然旷日持久而不能平叛的原因啊。那么为今之计，我建议使君上书朝廷，下令将各郡在西北的屯兵全部罢免，以此为条件，让各还本郡的将士每人拿出几千钱，二十人的钱就可以买到一匹马，共可得马万匹。您组建起这支万人的骑兵队伍，舍去沉重的甲胄，放弃坚固的营垒，开始反守为攻！羌人大股活动不过数千人，汉军以万骑对数千，主动追杀掩击叛羌、纵马奔袭。把握胜算。如此作战，羌人失去仅有的机动优势，难免在汉军攻击剿杀下失败。而且由罢去的郡兵出钱买马，一来政府财政十分拮据，此举不必动用开支，二来郡兵也不用无谓的牺牲。对两者都是有利的事情，可以很顺利的办成此事，将军必然成功。任尚听到虞诩高明的计策，大喜过望。赶忙将此计呈上朝堂，并获得批准。
　　虞诩的计策是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作出的，首先对汉军在战场上的失利原因进行了深入合理的分析，明确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最重要的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几年前政府因为财力不支竟然有放弃凉州的提议，组建一支颇具规模的骑兵耗费很大，尤其连年战争灾荒，马匹这一重要的战争资源损耗颇多，价格高涨，更难以承受。尤其前线屯兵二十万防范羌人的侵略已经是极大的压力，从各郡征调来的士卒不单要消耗庞大的军费，而且由于旷日无功，驻守在西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也不奇怪。当然焦头烂额的帝国更没有大胆的设想到放弃重兵防备，用比这少得多的骑兵去主动作有力的攻击并最终决定胜利。是虞诩再次提出非凡的策略，面对令帝国上下为之焦虑感到棘手的难题，给出了可以提高战斗力、并通过罢屯兵集资买马这一可以顺利执行的方案，巧妙地化解了必须要骑兵却无财力去做的矛盾，将二十万屯兵对财政的巨大压力转变为富有攻击性的一万轻骑。战场上的胜败最有说服力，任尚这次出兵，一改之前几年接连失败无功的困局，指挥轻骑主动出击，不久就取得了杀敌四百的胜绩。此后汉军很快占据主动，任尚接连战胜。元初四年（公元117年），任尚挥兵围剿北地叛羌，进逼相持，决战富平河上，斩首五千级，获牛羊十万余头，取得了平羌之战中最大的一次也是决定性的胜利。
　　相比任尚在听取虞诩计策前后的战况，由连败变为连胜，是可想而知虞诩的运筹帷幄在战场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而是否在虞诩献策之后，任尚前线作战之中还曾问计于他，史书中没有记载，但猜测起来还是有可能的，而且虞诩的军事才华引起了邓太后的密切关注。
　　邓太后虽然有专权之讥，但她执掌朝政的十几年中面对四方叛乱、灾荒不断的局面，自己带头节俭，不做奢华浪费之举；能够体恤民情；对臣属赏罚也可称得体，在一众能臣的奋力之下，最终帝国转危为安。虞诩获得很多人的赞赏，邓太后也听到人称他有将帅之略。羌人未定，便升任他为西北武都太守，并在嘉德殿接见，厚加赏赐，这一年被《资治通鉴》安排在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羌寇正盛，虞诩又屡献计策，用人之际，当年虞诩受到任用是合情合理的。几年前虞诩受到邓骘的记恨，此时得到了真正的重视，领命赶赴武都上任。
　　此时羌人纵横西北，关西诸郡往往固城自守而已。虞诩率军前往武都赴任的半途中就被探知消息的数千羌兵阻截，汉军人数不多，而且半途作战并不是原定计划。虞诩为了迷惑羌人，就将军队停驻在陈仓前面，并且公开宣称要向洛阳请求增加兵力。羌人连败汉军之后不免轻敌，信以为真，便分兵去攻打劫掠其它县城。抓住敌人分散的机会，汉兵日夜兼程，急速行军，并且虞诩命令军士每人在安营之时挖两个灶坑，而且每天都加倍多挖，造成汉军兵力众多的假象。羌人兵力已经分散，又以为汉军人多，而且在虞诩急行军的命令之下，行动迅速，羌人更不知汉军的虚实，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汉军顺利地通过，很快抵达武都。战国之时，孙膑减灶示弱，麻痹庞涓，使其轻敌冒进而中伏大败；此时虞诩增灶示强，疑惑羌人，使其难测虚实而不敢妄动，各自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充分地运用了高超的计策，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都是在军事史上为兵家所称道的。
　　然而汉军抵达武都之后，面临着更大的难题。此时武都郡羌道县有一个赤亭小城是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根据地，羌人想要夺取，此时汉军兵力不到三千人，羌人一万多发动猛攻，一连几十天，虞诩就在城中指挥。眼见敌人强悍而且兵多，还是要用计谋取胜。在羌人发动新一轮攻势之前，虞诩吩咐下去，凡是射程远杀伤力大的强弩暂不使用，羌人来攻，只用射程近的弓弩。果然，羌人来攻，却见汉军射来的弩箭没有此前的强劲力道，便都以为汉军的使用消耗所致，纷纷杀到城下。这时候，汉军才奉虞诩命令，抬出强弩，二十名射手一起射一个羌人，本来距离就很近了，又是集中射杀，不幸成为目标的敌人无不应声而倒。羌人大为吃惊，没想到汉军还有这样的准备，为躲避射杀纷纷掉头退却。虞诩一看时机已到，手下士卒一段时间以来对指挥官也很敬佩，于是一声令下，开城门，乘势追杀，大败羌人。第二天，遭受打击的羌兵并没有撤退，仍然聚众前来观望，虞诩早有准备，知道敌人经受败仗不敢妄动，命所有不到二千多名士兵出东门布阵。只是展示军容，并不交战，稍后又绕城从北门进入，士兵们迅速地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另一套衣服，再次出城展示。如此这般来回数次，羌人在不远处看这番表演早已是瞠目结舌，以为汉兵如此众多，心生惧意。纷纷传说，便惊恐不安，准备撤走到其它地方。这仍然没有逃出虞诩的计策之外，估计羌人差不多要大举撤退，便精选五百战士提前埋伏在必经之路上。羌人走到这条路上来的时候，伏兵出其不意的予以有力的击杀，大破逃敌。残余的羌人四散奔逃，武都郡转危为安。
　　武都之战，虞诩策略高妙，先是增灶示强，接着发箭示弱，然后虚张声势再度示强，一番强弱虚实，耍的羌人不辨就里，利用巧妙的计谋完全地掌握了战斗的节奏，一举大败强敌，令人赞叹。
　　在局面稳定之后，虞诩立即着手武都的生产建设。考虑到羌人还有可能出没，便建造营垒，招收流民，安定人心，赈济贫穷，一方太平。原来武都郡地处西部，不比关东平原交通方便，需要运输必要的生活及战略物资一般用驴马驮载，因为山路崎岖南行，路途之上会有很大的损失，有时甚至损失掉四倍的资源才能运到一倍的物资，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给本来困窘的政府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虞诩率领部下将士，亲自考察勘测，充分了解当地的地形情况，知道原来在武都附近地区有一条水路，但是由于河道中凸起很多大块礁石，不但无法通行船只，而且在雨季时节，由于水道阻塞，还会泛滥成灾，淹没两边的农田和城镇，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危害。于是虞诩最后决定开出一条水路，变此两害为两利。很快组织施工，命人用大火烧烤礁石，然后再用水去浇灌，石块忽热忽冷，开裂缝隙，使人劈凿瓦解，如此解决掉影响水运的主要障碍。从此武都改陆运为水运，安全方便，花些钱雇佣船夫和船只，比此前的运输费用每年就要节省四千万。在经过二三年精心治理之后，武都由虞诩刚来时候一万多户人家增加到四万户，生产得到发展，物资充足，盐和谷物的价格比以前降低了一二十倍，虞诩威名闻于西北，武都安全无事，人民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后来虞诩多半是因为得罪权贵而被罢免，具体时间不详，但从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到他任职武都太守第三年大约是元初五年（公元118年），他由初崭头角到成名立功，在这八年中迅速的成为东汉帝国倚重的杰出人物，这也是他历史贡献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但虞诩的事迹并没有完结。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顺帝已于去年即位，改了年号，除旧布新，虞诩也被任命为主要职责是察举百官及京师近郡犯法者的司隶校尉。新皇帝即位之初为显示求治求贤的姿态以获得帝国上下更广泛的支持，都要提拔任用一批有名气有才干的人物。虞诩此时似乎在武都任上罢免回家已经有几年了，但是鉴于他在安帝时期平定羌乱的杰出贡献还有他刚直不屈的为人，早已为朝野所称道，此时任命他作司隶校尉是很恰当的。
　　果然，虞诩一上任，几个月里，凡是被他发现违法乱纪的人都不放过，就连朝中的太傅、太尉，乃至于皇帝身边几个受宠的中常侍都被参奏是非，至于很多危害于民的豪强恶霸和官职较低者更是直接被拘捕。百官无不悚然侧目，说他办事过于苛刻。司空、司徒贵为三公，也向皇帝弹劾虞诩，称他在夏天拘押许多无辜的臣僚，为官民所患。虞诩上书皇帝，激动地说：“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人之衔辔。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臧罪非一，二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即以尸谏耳。话说的有理，朝廷也不得不有所接受，罢免了司空陶敦。”
　　但仍然不乏敢于以身试法的人，顺帝身边的常侍张防就曾几次干预虞诩公务，有时候提出非分的要求，虞诩每次都将事情直接向皇帝上书，但都被张防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扣押下来。反复几次，令虞诩十分愤怒，把自己拘禁在帝国最高审讯机构廷尉之处，并上书说：从前安帝信用常侍樊丰等奸诈小人，终于导致萧墙之乱，连陛下您自己都亲身经历危险，如今张防也向樊丰那样要危害社稷，我绝不与这样的人同朝而立，不得已自己拘束在廷尉，以求陛下能够知悉此事，还希望陛下不要让我因此像前朝忠臣杨震那样被陷害。虞诩态度激烈，张防痛苦流涕向顺帝表白自己无罪，结果竟然定了虞诩的罪，被罚劳役。而张防并不肯就此放过，打算借此害死虞诩，两天的时间里，被四处拷问折磨，连狱卒都知道这是非要了他的命不可了，就劝他干脆自尽，还免得受苦，虞诩说：我宁可受苦，不能不明不白的自尽，宁愿被杀以便让天下人看看我是因何而死。
　　而此时，虞诩被陷害的事情惊动了朝野，中常侍孙程、张贤来见顺帝进行申辩。去年的时候，安帝驾崩，阎皇后和大将军阎显打算要立其他王子为帝，正是孙程等人宫中起兵，将当时的济阴王扶立为今日的顺帝，都被封为侯爵，而且孙程为人正直，既能获得顺帝的尊重，又受到帝国臣属的敬佩，说话是有分量的。面见皇帝，孙程慷慨陈词：“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下诏出诩，还假印绶。”当时张防就在顺帝的身旁，孙程当场予以大声的呵斥，将他驱赶出去，又对顺帝说：赶快收压了他，免得他又搬弄是非。但是顺帝对张防还是比较信任的，又向在场的尚书贾朗求证，而这个贾朗是和张防好的，当然说虞诩有罪。顺帝也不免沉吟不决。事情拖下来，随时有可能对虞诩不利，他的儿子及他门下学生百余人高打白幡，悲泣着等候在中常侍高梵上朝的路上，见到高梵的车马，叩头流血，极力辨说虞诩的冤枉。高梵是当时很有权势的宦官，答应为去辩解，面见顺帝一番陈述，果然有效，也是因为很多人为虞诩申诉，结果张防被贬黜到边远地区，而同党贾朗等人也或者免官或者处死，当天就赦免了虞诩。孙程又再次上书十分激烈地陈述虞诩是有功之臣，顺帝也有所感悟，任命虞诩为议郎，几天之后，又任命为负责处理政务的官职尚书仆射。这场风波才终于平静。
　　当时有一项弊政，允许违法的百姓交钱免罪，有个名目叫做“义钱”，说是这些钱是留着赈济贫穷的，但是实际上都进入了贪官污吏的囊中。不断有人举报贪官污吏借机敛财，但是上奏到刺史、三公的时候很少再向上奏报的，还是虞诩再次上疏，引起朝廷的重视，下诏书狠狠责备州郡因公徇私，并停止了这项弊政。
　　还有一位宁阳主簿，因为到洛阳上诉本县县令的冤枉有六七年不见朝廷察办，大怒。上书说：我都上书有一百遍了，也无人理睬，难道要我去到匈奴找单于诉说吗！顺帝也大怒，把疏给尚书们看，尚书都说这小子大逆不道，只有嫉恶爱民的虞诩轻松地说：这不过是好像小孩子和父亲发发怨气罢了，他屡次上书，不能上达，这是有关官员的失职啊；这个人有些愚蠢罢了，不足以死罪。顺帝听后采纳，不过鞭挞了宁阳主簿而已。虞诩还当面责备了在场的诸位尚书：“小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诣阙告诉，而不为理，岂臣下之义？君与浊长吏何亲，而与怨人何仇乎？”被责备的人都感到惭愧。类似的事情还有，而虞诩的建议奏疏，很多也都被顺帝采用。
　　但是虞诩一生正直不屈，察办举报不法的权贵，不留情面，也得罪很多人，据说他“九见谴考，三遭刑罚”，但是一直到老，他都保持着刚正的气节，不为动摇。他做到朝中的尚书令，这是执掌尚书的长官，后来因为公事离任。朝廷想再次征调他的时候，虞诩年老病逝。他在临终的时候对儿子虞恭说：我一生事君正直，问心无愧。唯一有所悔恨的就是当年朝歌之时杀死盗贼数百人，其中怎么会有不被枉杀的人呢，从此以后，家里不能再增加一口人丁，获罪苍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