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乱后，北地宋人纷纷渡淮南奔。词人李清照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避乱至江宁。在此期间，她的一个著名断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在当时流传甚广。这个断句既表现出女词人对北方沦陷的悲叹和对南宋朝廷偷安江南的不满，同时又希望南宋朝廷能出现一位象东晋王导一样的杰出人物，力挽狂澜于既倒。

　　历史惊人的相似。如果把时间往前推至距南宋此时八百多年前的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时期，就会发现那时的中国局势和李清照所处的年代有些类似。北方大部领土在内乱后沦陷于匈奴人刘渊的后汉政权和羯人石勒的后赵政权之手，帝国摇摇欲坠几近崩溃，五胡乱华的时代则刚刚开始。一时山河破碎，神州陆沉。大量的汉人遭到屠杀，北方士族纷纷南移避祸。这些“南渡衣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王导。
移镇建邺，衣冠南渡

　　西晋乱局，始自八王之乱。由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变成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第一个宗王司马亮被杀，到311年东海王司马越的郁郁而终，历时二十一年。最终西晋王朝在并不强大的蛮族的攻击下彻底灭亡，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

　　与那些正宗皇室亲王相比，琅琊王司马睿虽属西晋皇族，但只是被看作是皇室“疏属”。司马睿祖父的司马伷为司马懿小妾所生，为庶出之子。司马伷被封为琅琊王，在平吴的战争中立下了功劳，曾任职大将军，开府位同三司。司马睿的父亲司马觐死后司马睿在京城洛阳依例袭琅邪王爵。处于帝室“疏属”地位的司马睿一无名望，二无兵权，在皇亲宗室的纷争中为避杀身之祸，逃避退让，谦恭处世。其时只与琅琊士族王导交往密切，《晋书》云“雅相器重，契同友挚”。

　　王导，字茂弘，小名阿龙，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北）人。从小胸怀大志，才智出众，度量宏大。士人张公见而奇之，称“此儿容貌志气，真是将相之才！”琅琊王家是山东声势最显赫的世家大族，王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做官的官宦家庭，从小受到极其严格的家学训练。那时文人不以著书立说为尚，文化的传递主要依靠士家大族的家学，而家学的弘扬都是在士家门第内完成。从《世说新语·排调》琅邪阳都的诸葛恢与琅琊临沂的王导“共争族姓先后”一事来看，王氏与诸葛氏都有旧族渊源（南阳诸葛亮也来自琅琊诸葛，可见这些士家大族人才辈出）。这些士家大族，起兴于东汉时期，在魏晋时期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进而后来演变出独特的东晋门阀政治集团。

　　一如初出茅庐的诸葛亮，王导早年也表现出惊人的战略预见力。八王之乱的早期他就认为天下必将大乱，力劝司马睿回到自己的封国琅琊郡，远离政治漩涡，培植实力，以图雄起。王导在八王之乱中周旋于皇亲宗室之间，胸怀匡扶晋室之志，慧眼独具，认为司马睿是他可终生依附之人，必能帮助自己实现雄心抱负。于是他全力推奉并非“正朔”的司马睿，屡屡出以奇谋良策。司马睿对他也是推心置腹，言听计从。

　　八王之乱后期，司马睿受到独揽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的信任，被命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江州湘州交州广州等五州军务，任江东最高军政长官。但司马睿的势力并没有实际渗透到这些地区。王导策划，让拥有都督扬州名份的司马睿从下邳南下，真正实现对扬州的控制。司马睿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移镇建邺（晋愍帝称帝后为避讳由建邺改名）。史称：“（王）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 （《世说新语·言语》注引邓粲《晋纪》）。司马睿移镇建邺后，司马宗室彭城王司马绎、西阳王司马漾、汝南王司马佑、南顿王司马宗或先或后，投奔江南，当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作为龙。”

　　并非晋武帝直系的司马睿，虽为皇室贵胄，但势单力孤，本无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在一无禅袭，二无兵伐的情况下，司马睿能最终稳固江左政权，开创东晋，荣登大宝，王导实属居功第一人。

　　司马睿集团虽偏安江南，但也“由此承担了一个历史任务：开创江左政权，维系不绝如缕的中华种族与文化。”（阎步克教授《中国古代史》讲义）。在西东晋之交前所未有的大乱局里，汉族皇廷得以在南方续延王祚，中华文化得以向后世继续传承，王导居功厥伟。

　　当时北方战祸频仍，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遣，渡江而南的占十之六七，史称“衣冠渡江”。王导曾劝司马睿借机收罗人才，当时得106 贤士，都辟为掾属，号称“百六掾”，这些人才如刁协、庾亮等人，后来在东晋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观禊立威，江左归心

　　南渡的北方士人，虽一时安定却经常心怀故国。每逢闲暇他们便相约到城外长江边的新亭饮宴。名士周顗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王导立时变色，厉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顿时振作起来。这里的江河之异，是指长江和洛河的区别。当年在洛水边，名士高门定期举办聚会，清谈阔论，极兴而归，形成了一个极其风雅的传统。此时众人遥想当年盛况，不由悲从中来，唏嘘一片。王导及时打消了北方士人们的消极情绪。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后世咏叹国破家亡的诗词歌赋里常常见到的“新亭”、“风景”、“江河”，就是来自此次新亭会。

　　在安抚了北方士人的不稳定情绪后，王导着力于团结江左的的士家大族势力。当时的司马睿集团只是表面上十分显赫，政治实力并未得到显著加强，主要原因是司马睿没有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司马睿到达江南后，数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登门向他靠拢，表示亲近。可见，当地的士家大族并不承认他的权威。

　　晋末动乱，江南基本上远离了中原的战祸，但这里也不是一个承平之地。从孙吴时代开始，江南士族在这里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任何外来势力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稳固政权。吴亡之后，士家大族仍然拥有自己的部曲家兵，“僮仆成军，闭门成市”，实力很强。在司马睿移镇建邺之前，他们曾合力消灭了企图独霸江东的白冰和陈敏。但是，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能令“天下归心”而不孚众望、并能充分尊重他们既得利益的号召性人物主政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所盼望的“明主”，因为他属于旁支弱藩，既无法统、实力，又无名望、业绩。

　　对于江南士族的不合作态度，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对于如何让司马睿集团实质性的占领这个皇权真空地带，王导殚精竭虑，绞尽脑汁。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在江南一年一度的修禊大节上，以上国中原帝王出巡之排场，震慑江南，从而提高司马睿在士族和百姓中的威望。

　　按江南风俗，每年三月三日，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贫民百姓，都要到水边洗濯，除灾祛病，祈福求运，叫做修禊（又称禊祓）。到了这天，王导要司马睿乘坐精壮仆从们抬的精美华丽的肩舆，各种旌旗仪仗有秩序的前后簇拥着，而自己却和堂兄王敦以及同僚们骑着骏马左右跟随，表面上是去看修禊，实际上是招摇过市，故意做给人看。当时的建邺城外，人山人海。魏晋时期江南相对比较落后，岂止百姓，就是士人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他们看到司马睿隆准龙颜，气宇轩昂，目光炯炯有神，同时又显得十分大度谦和，一副贤德君王的姿态。旁边簇拥着王导等一批北方来的大族名士，一个个鲜衣怒马，顾盼自雄。江南人不由油然生敬，纷纷在路边拜倒。其中包括了江南著名的士子顾荣、纪瞻等人。在王导的提醒下，司马睿连忙叫停下肩舆，下舆扶起他们，毫无骄盈之态。顾荣等人十分感动。

　　这次以帝王规格的出巡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当地的士人和百姓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自古以来草创政权者或者扬刀立威，或者峻法图治，或者攻心为上，来获得民心和拥戴。似此类以宏大的公关式仪仗出巡来获得豪族支持和民望并最终建立政权的，千古以来也仅此一回。

　　观禊之后，王导向司马睿进言，说顾荣和贺循是江南士人的领袖，如果能吸引他们入朝，其他的人不怕不来了。王导做为司马睿的全权代表亲自登门邀请顾荣贺循等人。二人欣然而来。司马睿立即任命贺循为吴国内史，顾荣为军司，兼散骑常侍。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大批江南江北名士，如纪瞻、周圯、卞壶、刘超、张闿等，都慕名而来，成了司马睿的幕宾。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一个以司马氏和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左政权集团初步形成了。

　　王导是中原人士，不通吴中方言，为了融入当地文化并加强与江东人士的感情联络，常常自学吴语。一次王导听说名士刘惔来访，时值盛暑，王导便故意在自家庭院里光着膀子，夸张的用肚皮在石棋盘上偎来偎去来降温解暑，并自言自语地说：“何乃渹！”（《世说新语·排调篇》）。“何乃渹”是三吴方言，意思是“真凉快！”。那时士人崇尚特立独行，行为乖张反而受人称赞。王导的表演立刻打动了刘惔。刘惔访问归来，立即有人打听：“王公这人怎么样？”刘惔回答：“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只听到他在讲吴语。” 在王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东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渐转变过来，成为支持司马氏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马共治，愦愦为政

　　根据《资治通鉴》卷86记载，在司马睿江左政权建立初期，王导为司马睿制定了“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施政方针，也就成了江东政权的当然国策。这个方针政策的核心是谦、俭、静、抚四个字，看起来简单，实际上精准的表现出当局的人才政策、财务制度、政务程序和外交策略，从而成为司马睿政府的施政纲领。

　　司马睿政权形成过程中，王导的奇谋良策屡见奇效。司马睿对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说他乃“朕之萧何”。王导已成为这一政权的实际领袖，“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其时北方处于乱世，北方人才大批南移，江左本地也人才辈出，但在声望、权力和地位方面，时人无出王导之右者。以王导和王敦为首，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

　　公元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后汉刘聪掳走。次年，司马睿自称晋王， “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于是，司马睿就成为晋王朝的唯一合法代表。公元317年年底，饱受羞辱的晋愍帝被刘聪杀死。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晋元帝。王导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在隆重的登基典礼上，文武百官陪列两旁，司马睿却当众提出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至三四次，司马睿“才不相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注：见《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也有说法是“王与马共天下”是西晋末年的民谚，预示东晋王朝王姓士族的坐大，与司马氏共管天下，疑为后世作者谬著（见《南史》卷21史臣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局势态。

　　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田余庆先生对此曾有十分精辟的论述，“‘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王导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多不以为非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根据白彝寿主编的《中国通史》的说法，“龙床共坐”可以看作是一个表面上其乐融融的事件。一方面，它真实反映司马睿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格局。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马睿对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不满的流露。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果然，司马睿在登基的当年就两次下诏整饬吏治，与王导的“清静为政，抚绥新旧”唱反调。除命令各级官吏“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外，还要求“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惏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闇塞之责”（《晋书·元帝纪》）。司马睿实际上很推崇“申韩”之说，曾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儿子将来能以法治国。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说新语·考异》）。

　　王导虽对司马睿忠心耿耿，但在施政方面与司马睿有很大分歧，而且并不让步。他派遣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表面上贯彻实施司马睿的方针。据《晋书·顾和传》载：“既而导遣八部从事之部，和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和独无言。导问和：‘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导咨嗟称善。”顾和的诘问是有道理的，“既然您一向主张‘宁使网漏吞舟’，为什么现在却‘以察察为政’？”。王导对此大加赞扬。在王氏兄弟和其他士家大族的反对下，东晋的政策又回到王导的路线上来。事实上东晋的建国之本在于南北士族豪强的鼎力相扶，针对士族的严刑峻法也许能取得一时之效，但也会引起士族势力的大规模反弹，从而动摇东晋的政权基础。当时的士族力量非常强大，王导力图弥合皇室与士族之间、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对当时政局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在这个臣强君弱的时代，司马睿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权力的开国帝王。

　　王导的“愦愦为政”，在当时乃至后世也多为人所诟病。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攘外安内的良策。适逢乱世，放弃原则，松弛律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士族势力以族法族规自治而使国家达到相对稳定的局面，有时反而是一种“励精图治”的不二法门。

开发江南，绥靖北方

　　当时政治体制的特点是“门阀政治”。由王氏兄弟为首的士家大族掌握东晋军政大权与司马睿共同治理东晋的局面，被后世称之为“门阀政治”。这种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于东晋一朝的政治形态，是当时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这一现实决定的。虽然“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但也在一百多年里独领风骚。

　　随着北方士族和流民的大量涌入，如何振兴经济，如何安置流民，是摆在司马睿政权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政权建立初期，司马睿就采纳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北方士人参与政权。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他们始终抱有日后还乡的愿望，于是，司马睿和王导对侨民和原住民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而当地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同时，北方流民相对具有强悍的民风，良好的流民安置政策，也使东晋军队的兵源和战斗力得到了一定的保证。

　　这一时期，大量土地，包括未开发的荒地被封给北方来的侨姓大族。比如王导本人，就被封80顷土地。司马睿政权把流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开垦荒地，增加了国家赋税和财源。这些被封土地后来在南人北人的共同开发下，成为江南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基础。自三国时代始，经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历代开发，原本属于贫穷落后地区的江南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至隋唐时代，南方经济已经全面超过北方。

　　在教育方面，王导首先提出兴学。司马睿登基前，王导就上书建议他：“帝王之要务，莫重于礼学”，要以儒学来复兴教育。王导在晋元帝即位后不久即上书主张“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并把教育作为建立政权的基础。稍后不久，散骑常侍戴邈也上书兴学，也被采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王导抑或戴邈均从儒家思想来匡正时俗，笃道崇儒，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始终未离开经学，也说明儒学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在当时天下一派玄风的包围中，儒学也就只能是一种教育办学手段，而非文化主流，

　　在外交方面，如何处理与北方胡族势力的敌对关系方面，东晋基本上采用绥靖政策。王导的“偷安江左，无志北伐”也是他一向受到批评的地方。吕思勉论及《王导传》时说：“此传颇能道出东晋建国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调和南方人士，收用北来上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帝之本志盖仅在保全江表而不间北方，即王导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台。东晋之所以能立国江东者以此，其终不能恢复北方者亦以此。”

　　东晋的偷安由来已久，早在后汉刘曜围攻长安的时候，晋愍帝司马邺曾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实际目的是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后汉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达到收复洛阳的目的。但是，司马睿与王导合议之后，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八八）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居住在京口的军谘祭酒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就来自此公）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建立并稳固偏安朝廷在江南的统治，是当时司马睿和王导的首要任务，北伐勤王之举倒在其次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更不愿意留下一个不忠于朝廷的恶名。最后，司马睿和王导采取了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只给祖逖调拨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然祖逖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后来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屡屡收复黄河以南失地，创建功勋。

　　昔日王导在新亭会上的铮铮豪言“戮力王室，克服神州”，此时终成虚话。当然，无志北伐也并非是一味的软弱偷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东晋政权草创，百废待兴，军力松弛，即使举国大兴北伐壮举，能否在胡人强悍的铁蹄下全身而退也是一个未知数。历史是一种必然，但有时似乎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可惜历史从来不容假设。

历经数乱，三朝首辅

　　前面说，东晋的政治格局是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王不仅仅单指王导一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王敦。王敦是王导的族兄，为司马睿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王敦自恃建国功臣，加上手中一直握有重兵，人也日益骄矜起来。晋书王敦传里说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这时司马睿对王敦的骄纵和野心日益深感不安，同时对王导也有了猜忌，渐渐冷落王导，并开始重用刁协和刘隗两人，以钳制王氏家族日益膨胀的势力。对之王导还能处之泰然，王敦却表现出非常激烈的不满情绪，上书说：“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晋书·王敦传》）。

　　为了遏制王敦，司马睿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其中包括抗胡名将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对祖逖在北方的军事行动向来不闻不问，而在祖逖历尽艰辛收复了大片黄河以南的领土之后，却派一个文官做他的上司。这使得祖逖非常不快，最终忧愤而死。可惜一代名将，就这样在皇帝和权臣的权力争斗中陨落了。北伐大计，也就一时无期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于荆州举兵反晋，这时司马睿的皇位才坐了四年。刘隗劝元帝诛灭王氏。王导带领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请罪。周顗还表章上奏元帝，为王导辩护，辞意恳切。王导不知底细，误以为周顗要乘机诋毁他，心中暗暗怀恨。王敦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迅速攻破了朝廷组织起来的脆弱防线，占领了建康。结果，刘隗投降了石勒，刁协为人杀死。王敦控制了东晋朝廷，并诛杀了戴渊、周顗等大臣，王导在这件事上是默许的，后来发现当日周顗写的奏章后，才发现自己误会了周顗，泣曰：“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王导在王敦之乱中与司马睿和王敦之间有着比较复杂的三角关系。一方面，在王敦攻破建康前，他以前锋大都督并假节征东将军率领军马抵御王敦的进攻。而在，王敦攻占领建康后，二人依然以兄弟相处。王敦还埋怨王导支持司马睿而不支持他，几至灭族。王导一方面与王敦虚以委蛇，另一方面和司马睿及太子保持密切的联系。王导着力调节王敦和司马睿之间的关系，在亲情和忠义之间试图两全，然而此时已经万万不能。最终他站在了皇帝一边。

　　晋元帝司马睿于当年在自己被软禁的宫中病死。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不久王敦再次起兵，正在这时，也是天意如此，王敦突然患了重病，王导闻讯，立即率领众多兄弟子侄为王敦发丧。众人以为王敦已死，个个精神振奋，斗志倍增。由敌对一方，而且还是兄弟为叛乱一方发丧，也算奇事一件。在病榻上的王敦于太宁二年（324）六月，以其兄王含为元帅率水陆五万大军直扑京师，二次举兵作乱。王导致书劝降王含，书中说“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事犹可迫，兄早思之。”晋明帝亲率六军迎战，大败叛军，王敦病死，叛乱最终被平息。朝廷论功行赏，封王导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又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王导推辞不接受。

　　不久晋明帝病死，年仅5岁的晋成帝继位。王导再度执政，“上无所忌，下无所惮”。成帝继位后，把王导当作老师和长辈加以崇敬。成帝见了王导，每次都要下拜；下手令给他，都要加上“惶恐言”的字样，诏书中也要添上“敬问”的词语。对王导来说，可算是位极人臣的最高荣耀了。虽然大小事情还要请教一下丞相王导，但一些国家大事已由庾亮一手决定。庾亮也是当时名士，“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庾亮掌权后，一改昔日王导的宽政，实行法治，打击豪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却激化了矛盾，导致了苏峻之乱。

　　苏峻由于拒绝庾亮剥夺他的兵权而起兵讨伐庾亮，官兵节节败退，苏峻的军队进入建康，百官四散而逃。诺大的宫殿里只有王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等少数几个大臣，他们一同登上御床，护卫成帝。王导凛然厉色，斥退叛军。早年，司马睿邀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不肯。此时倒真的同坐了一回御床了。

　　苏峻之乱平定后，由于健康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不少大臣上表建议迁都。这些大臣基本分为两派，以温峤为首的北方名士派建议迁都豫章，而三吴士族则要迁都于重镇会稽，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主张镇之以静。他说：“夫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孙仲谋、刘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务本节用，何忧凋敝？若农事不修，则乐土为墟矣！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失民之望，俱非良计。今宜镇之以静，则群情自安。”众人皆以为然。苏东坡的《论周动迁》说：“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对王导反对迁都大加赞赏。

　　王导晚年怠于政事，文书常常不打开就批准。当朝也对王导施行的昏乱之政议论纷纷。而王导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王导死后，晋成帝为其“举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赗襚之礼，一依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及葬，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可谓极尽哀荣。
尊佛弄玄，引领风气

　　王导成为无可争议的士族领袖，不仅仅因为他的位高权重，而且由于他是魏晋玄理清谈的翘楚。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不仅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是众望所归的玄派大师，思想界泰斗。但是由于魏晋士人不崇尚著书立说，他的思想学说也就没有多少传世。东汉之士以名节为重，魏晋之士以旷达为风。魏晋时期思想和文化的主流是清谈和玄学，这是对传统儒术和礼法的一次很彻底的反动，带来了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风气。而后世多把魏晋清谈玄学和内患外乱联系起来，不免有失偏颇。那时的士人讲究‘玄妙’，‘雅远’，‘旷达’。王导是这方面公认的代表。

　　渡江以后，王导十分推崇三理学说。“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虽只是三理，但是宛转关联，妙趣横生，牵涉到各个方面，乃至无所不入。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言尽意论》则是欧阳建的作品，主张言必尽意、穷根究底，很有形式逻辑的味道。言尽意论在当时的清谈辩论中大行其道。

　　王导在府中常常主持名流参加“玉柄麈尾”清谈辩论聚会。麈尾饰以玉柄，是清谈领袖的重要道具，以示仪瞻表率，风神超迈。麈，据传为麋鹿的一种，体大尾长。相传麈与群鹿并行，摇尾左右，可指导群鹿的行走方向，有群伦领袖之概。这种风尚后来传至日本，现在日本还有盛放“玉柄麈尾” 的麈盒。这种辩论聚会当时风行一时，会上由名士领袖如王导做主谈，另有名士做宾谈、陪谈。辨谈必须要有“辞喻不相负”特点。换言之，即诘辩求胜不服输，是“正始之音”的要旨。这种谈会当时影响很大，每次谈会结束，辩论的内容和形式，甚至花边消息，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很有今日“炒作”痕迹。可惜当时没有类似今天书记员的角色，辨谈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否则我们可以拿来和美国大选辩论、亚洲大专辩论会比较比较。

　　与王导有关的玄谈名辨，《世说新语》里有很多记载。《世说新语》曾提到周顗拜访丞相王导，在相府门口经过见顾和正在扪虱子，态度安然。周顗走过去又回转身指着顾和的胸口说：“这里藏有什么？”顾和照旧扪虱子，慢慢答道：“这里面是深不可测的地方。”周顗进了相府后对丞相说：“你的属吏中有一个具有尚书令、仆射才能的人。” 另有一次丞相王导枕在周顗膝上，指着周顗的肚皮说：“你这里面有什么？”周回答说：“此中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但是容得下你们这些人几百个。” 有一次王导曾以康僧渊深目高鼻而戏弄他，僧渊即答：“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言谈我们今天会觉得都是答非所问、故作高深之语，令人一头雾水，但在当时被引为名谈名辩。

　　所谓风行草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居要务的重臣耽于清谈弄玄，朝野刮起一股强劲持久的清谈之风。它必然会对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学术、文学等多方面。

　　当时的玄学和佛学的结合，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晋以王导为首的的士族名士，大多支持佛教，并与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自士族的高僧竺道潜（字法深），在西晋时就“誉洽西朝”，过江后，“丞相王茂弘（导）、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来自西域的高僧帛尸梨密多罗本无人知，“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由于王导与佛僧关系密切，以后王氏多有奉佛者。据说王导之弟还出家为僧，法名道宝。王羲之的曾孙也出家为僧，法名道敬。宋文帝时，王昙首、王僧虔父子均与沙门昙迁关系密切。

　　由此可知，佛教在南朝所以能够发展到国教化的新的阶段，完全是出于帝王王子及士族豪门的提倡。关于这一点，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说“佛法既上流人士所提倡”，又说“南朝佛教于士大夫阶级之势力，以及其与玄学关系之密切，即此亦可知矣”，特别提到“晋司徒王导奖进僧徒，于江东佛法之兴隆颇有关系。”

　　后来北朝的北魏也深受东晋和南朝尊佛风气的影响。北魏帝王，不但崇佛，且引南朝神话以自重。北朝佛教自北魏孝文帝起，起初注重佛教传统典经探究，而且带有很浓重的玄学名理色彩。但是，此一发展，也是受了南朝的影响。因为北朝信佛而谈名理者，多为南朝人士。如崔光的祖与父均在刘宋时期做官，崔光十七岁时投奔了北朝。王肃与王翊都是王导的后裔，也都是年长以后才来北朝。北魏时期，中国的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很多诸如龙门石窟等宝贵遗产，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究其渊源，王导之功，依稀可见。
一门显贵，几代风流

　　翻开晋书，满目皆是王家列传。琅琊王氏家族集中皇室朝廷的大部分重要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无怪乎羊士愕咏出这样诗句：“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情况正是如此，在《晋书》中王氏列传占据很大的比例。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为显赫的士家大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真可谓家门显赫，人才辈出。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时期，王氏家族达到了一个顶峰。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南史·史臣论》里说“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晋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王导做了元帝、明帝、成帝三代的丞相，他的子孙，也世代簪缨，于是，这一家族，自然门第越来越高，最后演变成“合望族者，辄推王谢”了。

　　据说琅琊王氏可以追溯到东周的太子晋，晋后来改名为王侨。琅琊王氏祖上曾出过秦将王翦王贲这样的名将。王导的叔祖父王祥，就是家喻户晓的“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故事的主人公，晋武帝时官至太保，晋爵为公。祖父王览，担任过光禄大夫，父亲王裁，担任过镇军司马。

　　东晋时期，时人喜欢在士家大族之间比评人才。琅琊王氏能人众多，品采风流，有“八裴方八王”之说。《世说新语·品藻篇》说：“正始中人士比论：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可见琅琊王氏门第繁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