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立元帝 建立东晋
　　王导，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卒于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字茂弘，晋朝琅砑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琅砑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光禄大夫；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陈留高士张公曾对他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不凡，是将相的才器。及长为司空刘蹇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王导素和司马懿的曾孙、琅砑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任命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群从弟子布列显要。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出身中原著名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元帝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靠王导的支持。元帝因此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极为倚重。长江流域建立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曾有晋墓砖铭赞道：
　　永嘉世，天下灾，
　　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
　　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
　　余广州，平且康。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南北氏族 绥抚新旧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首先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剂新来的北方(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东晋建国之前，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渡江避乱。卫导曾劝司马睿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作属官，使他们有个安身之地。当时知名的有：以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凌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颧为行参军，前太守庾亮为西曹椽等。但有不少名士在开始的时候，对东晋的前途是怀疑和悲观的。例如，桓彝在初到时，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很为担心，他对周颉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当王导和他纵谈形势以后，他的态度有了变化：“我见到了‘管仲’，不再忧虑了尸有一次诸名士在长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颉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可是抬眼只见长江，不见黄河。”在座的听了都哭了起来。王导正色劝导说：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象“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好久，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砑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于是安排在三月初三上巳那天，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材!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这两人招来了，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镐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难免使“吴人颇怨”。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江南望族有两种，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难以驯服。义兴郡(今扛苏宜兴县)周圯就是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士经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起兵攻王导、刁协。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但周札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周勰惧不敢发。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睿拟发兵征讨，王导说：“少发兵不足平寇，多发兵则朝廷空虚，周续族弟周莛，忠义有谋，足可除续。”莛被派去后，果然用计杀掉周续。事平之后，朝廷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当时为了争取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是采取的忍让态度，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盯以经济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又实行“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家都是拥有部曲、佃客的北方士族。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是流亡士族的出路。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苦难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自淮北民众徙来之后，进行垦殖，又在晋陵内使张闾的创议下，于丹徒县东北三十里修建了一座新丰湖，增加灌溉之利，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维系伦纪 义固君臣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调剂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姓司马以外，其他任何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了。
　　晋元帝登帝位以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逢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并且暗中作军事布置，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王导因此被疏远，但他仍能保持常态，不作计较，说明他胸有成府。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刘隗逃奔石勒。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政权，王导便表示坚决的反对，出面来维护帝室。原来西都覆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欲专国政，恐怕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至王敦攻入建康以后，对王导说：“那时不听我言，几乎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王敦无法实现他的野心，只好退回武昌。
　　太宁元年(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又加紧图谋篡夺，王导站在维护帝室立场坚决反击。这时王敦病重，不能自将，其兄王含为元帅，以水陆军五万陈于江宁南岸。王导致信王含说：“你今天这番举动，恰似王敦当年所为。但形势已完全不同：那年是因为有佞臣乱朝，人心不定，就是我自己也想外离以求自济；可是今天，先帝虽然去世，还有遗爱在民，当今圣主聪明，并无失德之处。如果你们竟妄萌逆念，反叛朝廷，作为人臣，谁不愤慨？”并坚决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同时具体部署兵力坚决抵抗。先是王导听说王敦病重，就率子弟为敦发丧，将士们以为王敦真的死了，大大鼓舞了士气。在一个夜晚，王导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千余人渡江偷袭，王含无备，被杀得大败。王敦得报以后，气急败坏地大骂王含：“这个老婢，坏了我的大事!”不久就死了。王敦无子，以含子应为嗣。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为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卫敦虽因谋反而死，但王导却以保卫帝室有功，以司徒进位太保，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琅砑王氏仍然是当时最大的望族。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病死，幼主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与外戚庾亮辅政。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后为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消灭，收复建康。王导是坚持维护司马氏政权的。
镇之以静 群情自安
　　王导为政的措施之三，是“清静为政”，即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法，来处理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在有势力的大族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对于这些大族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吏压迫百姓的行径，不加干涉。东晋初年，石头仓米一万斛为豪强所盗，朝廷不去追究，却以处置仓库监守来塞责。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下一网、安一篆，都要被没收鱼器和罚绢十匹。有民谣愤怒地唱道：
　　廷尉狱，平如底；有钱生，无钱死!
　　这就是王导的“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方针的具体执行。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都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颐荣的族子颐和不说话。王导问他所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的人都自悔失言。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就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如陈颧曾致信王导说：西晋所以颠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拔贤选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不听他的劝告，听任参佐避事自逸，清谈误国，而月把屡发正论的陈颧贬出去当郡太守、明帝死后，王导和庾亮同受遗诏，共辅幼主。当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内向，劝他密为之防。王导说：“他若来了，我就‘角巾还第’，有什么可怕呢？”表现恬淡无为，不计进退；可是王导心里对庾亮很不服，骂庾是“尘污人”。
　　除了政事以外，王导对于教育事业是关心的。当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他曾上书元帝，提出“尊道而贵士”，“先教而后战”，“取才用士咸先本于学”，认为“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雨沾肌骨，习以成性”，就可以“迁善远罪，行成德立”，“事君则忠”，“泣下则仁”。主张“择朝之弟”入学，“选明傅修礼之士”为师，“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当然，王导重视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他还谈到“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爱国之心尚未全泯。但他认为，要象“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一样，经过教育感化，讲究礼仪揖让，就可以使入侵的少数民族“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未免迹近荒唐了。
偏安江左 和睦共处
　　王导平日性情谦和宽厚，心有测隐仁爱之心，故能忍让、调剂各方面矛盾，基本上做到和睦共处。当时王恺、石崇以豪侈为尚。有一次，石崇大宴宾客，王导和王敦都在座，石崇使美人敬酒，如客人饮酒不尽，就将美人杀掉。王敦故意不饮，敬酒的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无视。王导素不能饮，恐怕敬酒的美人被杀，勉强尽觞。但王导也有徇私伤害别人的事情。当王敦起兵反晋的时候，王导每天带领宗族子弟诣阙待罪，曾苦苦相求尚书左仆射周颇(字伯仁)相救。当时周颇口里未应而实际却上表力辩王导的忠诚，王导并不知情因此内心含恨。王敦攻入建康后，曾经请示王导如何处置周颇，首先问：“可为三公？”导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又不应；最后王敦说：“那末只有把他杀了!”王导仍然不表态。于是王敦就将周颇杀了。等到清理宫廷档案时，发现了周颇相救王导的表章，王导才叹悔说：“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后来这句话传下来变为一句成语。
　　总之，王导为政的基本点就是收揽一批北方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但是由于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就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剂这些矛盾，因而造成偏安江左的局面。这个局面也是王导和晋元帝所专注和希冀的。至于北伐恢复中原，虽然当时有祖逖等名将积极主张，而且祖逖曾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祖逖后来并未得到王导和晋元帝的支持和信用，以致忧愤而终。这不能不说是王导政治思想的一个消极方面。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王导、庾亮相继死后，朝野忧惧。朝廷以陆玩拜司空。陆玩再三辞谢，他叹息着对宾客说：“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没有人材了!”时人认为这是明智的看法。当时，东晋的确又遇到一次危机，就是桓温的篡夺事件，不过由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桓温的野心未能实现。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的弟弟桓冲做荆州刺吏，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景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各大族势力平衡的“镇之以和静”的作法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王导保持东晋偏安的政治措施的积极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