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过六旬的老翁头戴葛巾，身着布衣，策一竹杖，拖着赢弱的身体在瑟瑟的秋风中踽踽独行。乍一看，这位老人与一般村翁无异，可是，在他那朴实无华的外表下却洋溢着一种高迈脱俗的气质。他不知去往何处。贫病叠加，饥寒交迫，使他不得不开口告贷，上门乞食。他不是沿街乞讨，去的人家对他也还是酒饮相待，视若宾客，但每到这时他便口讷言拙，不知说什么好，竟像孩子一样难为情。这就是被后人誉为"田园诗人之祖"，"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晚年小景。
清贫家世 少有大志
　　陶渊明(公元365一427年)，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他出身于士族家庭，祖上也曾门庭显赫，称贵一时。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以武功著名，为东晋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列为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对其曾祖的功业颇引以为自豪。他在诗中写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式。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不过，陶渊明一族不是陶侃的嫡嗣子孙。他的祖父陶茂不曾袭公爵之位，官至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也只做过安城太守。陶渊明八岁那年父亲故去，家道渐趋中落。

 

　　家道的中落，使陶渊明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充裕的生活条件，但是，家风还在，士族的传统还在。祖上留下的产业虽少，但还能让他潜心读书，孜孜向学。陶渊明成年之后回忆往事时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易》、《礼记》、《春秋》等是陶渊明的启蒙读物。少年时代，儒家思想已在他意识的深层扎下了根。当然，陶渊明读书的范围也不限于儒家经典。魏晋以降，玄学昌行，士人莫不受此风影响，陶渊明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并不一味追求道家思想中的“玄”。他喜欢读《老子》、《庄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道衰落，清贫少业。深感世事多变，人生无常。因而老庄乐天知命，淡视功名，崇尚自然的思想引起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共鸣。读书是陶渊明的一大乐事。他勤奋好学，饱览群书，以至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陶渊明天赋甚高。颜延之曾称他"学非称师，文取指达，"他自己也颇为自负，不屑与庸人共语。因而养成了寡言少和，心性高亢，耿介孤傲的性格。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充满幻想和憧憬的时代。家中虽然四壁萧然，不蔽风日，布衣着身，疏食不给，但他却怀有大济《陶渊明·命子》《陶渊明集·与子俨疏》颜延之《陶征士诔》。
　　苍生的抱负。那时，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希望能展翅腾飞，遨游苍穹，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博取象他曾祖父陶侃那样的丰功伟业。“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外”他的胸中奔涌着澎湃的激情，充满了浪漫的幻想。然而，陶渊明生不逢时。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根本不存在使其充分发挥才干的条件。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局面得以暂时稳固，而内部争斗却有增无减。皇帝昏庸无道，亲信小人，不思政治。很大一部分权力掌握在王、谢、桓、瘐等大门阀士族手中。这些大士族把持着国家各个部门，发展自己的势力，从而使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士庶的界限也愈加严格，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大门阀士族凭借权势为所欲为，大肆搜刮百姓，吸吮民脂民膏，过着苟安享乐、奢侈糜烂的生活。为了谋求私利，帝室与大士族之间，士族下土族之间展开了剧烈的、甚至是公开的争斗。他们或相互排斥、相互倾轧，或拥兵自重，刀兵相向。在斗争中一些士族被消灭，一些新的豪强又成为新的门阀士族。他们之间每一次大的斗争都带来社会动荡，使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桓玄篡晋立楚和刘裕废晋建宋就是两个典型的实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使百姓倍受离乱之苦。他们或颠沛流离，逃往深山以避祸患，或聚而起义反抗暴政。公元399年，孙恩于海岛揭杆而起，临海等七郡也同时响应。他们攻城破池诛杀官吏，东晋王朝为之惊恐。孙恩兵败后，其妹夫卢循继之，坚持斗争达12年之久。农民的反抗，门阀显贵之间的争斗使东晋王朝一如被蛀空的大树，在风雨中摇摇欲倾。陶渊明的一生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度的社会动荡中度过的。
乱世傲骨 挂冠归隐
　　一介贫困的书生无权无势无靠山，要想在士族门阀横行的社会里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不过是一厢情愿。正因为如此，他才迟迟不得取进仕途的机会。将近而立之年。耳闻目睹，丑恶的社会现实已经使陶渊明不再象少年时代那样充满憧憬的幻想了。但是，他不甘心将满腹才华湮没蒿蓬。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一方面为生计所迫，另一方面也想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于是第一次出仕了。“江州祭酒”在地方官职中还算是比较高的。以常人之见，陶渊明第一次出仕能获得这个职位已经很不错了。倘能苟且，虽然谈不上锦衣玉食，但养家糊口还是绰绰有余。但是，陶渊明生性刚直耿介，他看不惯顶头上司江州刺史五斗米道徒王凝之和周围的那些庸吏。陶渊明来自无拘无束的田园，官场中的百般禁戒使他难以忍受。官吏们彼此间尔虞我诈，谄上骄下的种种丑态又让他感到厌恶。他觉得置身这种污浊的泥潭之中不仅抱负无从施展，就连洁身自好也是难以做到的。与其和这帮庸人周旋，莫如抽身返乡躬耕田园。没过多久，陶渊明便辞去官职回乡务农了。
　　陶渊明辞去江州祭酒的官职只是不堪繁琐的公务，不愿和那帮庸吏共事，并没有对仕途完全绝望。倘能有所作为，他不拒绝出仕。公无399年，陶渊明三十五岁。这年，桓玄借口反对专擅朝政的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会同南衮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举兵勤王。江荆士人对司马道子父子的暴虐深恶痛绝。因此，桓玄起兵时受到士人的欢迎，并纷纷归附。而桓玄为扩充势力拉拢人心也乐于网罗士人。陶渊明当初辞官归隐并非绝意仕途。当他看到恒玄起兵讨逆，以为是正义之举，投其帐下能够干番事业，便再度出仕了。但是，桓玄是个野心家，起兵讨逆是名，阴谋篡位是实。起兵不久，桓玄就逼走殷仲堪，领有荆江两郡，并兼两州刺史。同时，他招兵买马，制造种种所谓祥瑞蛊惑人心，为篡夺帝位作准备。陶渊明直接在桓玄手下当幕僚。桓玄的所作所为使他逐渐认清了举兵的真正目的。一向清高的陶渊明怎肯俯身屈就这样一个野心家。他对这次出仕深感失望，而即将爆发的社会大动乱更让他忧心忡忡。“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笹守穷湖。”他借景喻世，隐晦地表达了当时的心境。归隐之念又时时萦绕于他的心头。陶渊明眷恋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的田园生活。回乡固然清苦，但与世无争，可以安心读书吟诗，享受精神上的宁静。陶渊明觉得在桓玄手下做官着实有悖初衷，也不屑于和桓玄之辈同流合污，即使高官厚禄也不能为之所动。他咏叹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技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公元402年，三十七岁的陶渊明以母亲去世为由，再度辞官归隐。
　　初春的清晨，荷锄躬耕。走在阡陌交错的田间小路上，望着一派大好春光，陶渊明不禁情思邈邈遐想不已。两次出仕，他领略了官场的腐朽污浊，深知壮志难酬。现在这清新诱人的生活怎能不使他感到亢奋与鼓舞。田野上春鸟啾啾，好象欢呼新春的到来，晨风习习，恰似迎接归来隐耕的主人。秧苗吐绿，欣欣向荣，只有路旁时而可见的根根寒竹，尚存留着残冬的余戚。陶渊明思接千古，情飞万里，遥想丈人，不由感慨世风日下。如今，那些当官为官的士大夫高谈老庄，却以放浊为通贱守节，丧志辱身，随俗沉浮。而真正能够鄙弃利禄，洁志守贫的隐士能有几人？他并未忘记先师孔子"忧道不忧贫"的古训，只是因均道不可行，贫不克生，才使他不得不隐居躬耕。陶渊明不仅自己欢欢喜喜地秉耒力耕，而且笑语盈盈地勉励田夫务农。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秧苗一片嫩绿，生机盎然地迎着和风旭日。虽然还无法估计今年的收成究竟如何，但眼间充满活力的景象已足以使人情欢心悦。聊以自慰了。呼吸着朗润的空气，企望着丰收的美景。加上劳动休息时的静谧，甚至没有问路的行人，这愈发让人心足意惬了。落日归山，杯酒酬邻。品尝着村酿的甘淳，分享劳作之余的愉悦。比起相互倾轧的上层社会，躬耕自资的田国生活更显淳朴，安逸。陶渊明与农人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悠然自得地作了垄亩之民。
　　作了垄亩之民固然自在。但是，在陶渊明意识的深层，儒家的经世思想始终象一股潜流时时在他胸中涌动着，撞击着他身在田园，却又渴望功业，慨叹自己"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并为此焦灼不安。他还想再找机会一试身手。陶渊明在《荣木》一诗中写道: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正是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东晋政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元403年，桓玄入建康(今南京〉废晋立楚。公元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并在江陵一带诛杀之，恢复了晋室的统治。陶渊明很受鼓舞，指望在刘裕的辅佐下晋朝可以中兴。但他毕竟是不惑之年的人了，已有过两次出仕的经验。这次，他抱着一线希望，带着重重疑虑，第三次出仕了。陶渊明东赴京口，做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时间不长，便大失所望。刘裕当时虽然只掌管了东晋王朝的部分权力，羽翼未丰，但他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地杀戮功臣，剪除异己，用心之卑鄙、手段之恶劣与桓玄无异。陶渊明心中愤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仰望高飞的小鸟，俯视畅游的鱼儿，归隐之心油然而升。公元405年陶渊明离开刘裕后，对仕途不再抱什么希望了，大概是因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驻军在浔阳，离陶渊明的家乡很近，他又同刘敬宣是熟人，所以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投奔刘敬宣在其帐下做了参军。任职期间，陶渊明思归之情更切。可是，他又觉得逗留宦途并不能改变自已归隐的决心。加之家贫，子多且幼，耕植难以自给，又无其它谋生之术，做几天官不过是为筹集"三径之资"罢了。同年秋天，陶渊明作了彭泽县令。此次做官则完全是为了生计。他不仅安排公田里种什么庄稼，而且对百里之外家里担水劈柴之类的事也要过问。但是，这种"口腹自役"的行为毕竟是违心的，也不能长久。这年初冬，郡里派督邮来彭泽检视公务。督邮是州郡负责督察检核县务的官吏。位轻权重，非常专横。陶渊明对这类殃民之徒极为轻视厌恶，但身居公府又不能不见。于是他身着便装前去应付。一个老于世故的县吏深知其中利害，便赶忙上前提醒道:"应束带见之"。高蹈独善的陶渊明生就没有媚骨，岂肯迎逢这等小人，他愤然说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随即挂冠而去。
　　从二十九岁入仕到四十二岁归隐，经过几上几下，陶喇明对仕途彻底绝望了。在仕途辗转的十三年，大济苍生的理想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一腔热情化为一片冰水。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他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场对于正直的人来说无异于密网之于鱼，宏罗之于雀。无论政客军阀们打着什么旗号，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政治的黑暗就在于这帮丑类为谋私利而无所不用其极。既然大济苍生无望，莫如"击壤以自欢"，走一条独善其身的路。离开官场，如释重负，顿感身轻意舒。还乡途中，小船轻快地驶进，清风拂面，晨光熹微。陶渊明的心中全然是一种恍然大悟，返朴归真的感觉。
霜中洁菊 寄酒为迹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要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憧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陶渊明集。归去来辞》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当彭泽令不过八十余天，时间不算长。而他的心境却象久别家乡的游子重返故园。在他眼里，简朴的庭落，狭窗的陋室都格外亲切。他不追悔过去，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信心。这正是陶渊明归隐思想的升华。"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登东辜以舒啸，I脑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已从仕途失意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他乐天知命，要过一种合乎本性而又顺应自然的隐居生活。.隐居之初，陶渊明的心情非常好。有一种挣脱羁绊重获自由的轻松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的生活闲适而情致盎然。故乡那葱笼的山冈，起伏的原野，淡淡的炊烟，在他眼里尽是诗情画意。他深以离开仕途为幸。偏远的田园士他心目中成了世上唯一的净土。在这块净土上，他找到了适口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十几亩地环绕于庭落的周围，屋后绿树成荫，堂前桃李盈几。闲暇时，陶渊明悠然坐于其间，一边以时鲜果品佐酒，一边观赏自然景色。暮然中远离尘世的村庄依稀可辨，袅袅的青烟似柔云缓缓飘散。此情此景使他心醉神怡。微醉中，他恍若置身仙境。只是深巷中传来的狗吠鸡鸣声才证他觉得依然是在人间。
　　初夏时节，小院掩映在浓荫之下，一扇柴门紧闭。乡村的自昼悄然无声。鸟欣其巢，栖息枝头。人爱其庐，息交绝游。人鸟同乐，更显小院幽静可爱。在这样温馨静谧的环境中，陶渊明时常临窗而卧，或写诗，或读书无-丝愁念。写诗则灵感频发，每每有神来之笔F读书则专习致志，细嚼其中深味，于俯仰之间穷尽宇宙之事，咫尺之内饱览人世沧桑。这无疑是陶渊明隐居生活中最舒心惬意的事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只有达到了这种境界才能享受脱俗的超然乐趣。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陶渊明也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日暮返家，在屋檐下用清水洗去身上的汗渍，畅怀饮几杯浊酒消解劳作的困乏。劳作虽累，却依然心情舒畅。劳作虽苦却不必担心祸患临身。从劳作中他体会到农夫的辛苦，更加理解了古代隐耕者长沮桀弃世守志的可贵。三余之时，陶渊明偶尔也去村里串门，或邀邻里来家。相见不谈世俗事，在融融的气氛中喝几杯浊酒，话几句桑麻，同叙田家情怀。
　　陶渊明喜欢寄情于高洁的自去和自由的飞鸟。但更欣赏"卓为霜下洁"的松菊。他钦佩松树的品格。在草木竞秀的夏日，松树立于其间显不出它的本色。而到劲风高啸，寒凝大地之时，百草衰朽，万木凋零，唯有青松傲然挺立。严霜愈重，其色愈浓。这种坚贞不渝，始终如一的精神不仅令他钦佩，而且引以自况。菊花被称为"花之隐逸者"。它资质独秀，不屑与百花争艳，因而德声远播。陶渊明一生都在追求高尚的德操，鄙夷唯利是图的廉俗世风。所以，他酷爱这"花之隐逸者"，并在房前屋后种满了秋菊。深秋的傍晚，陶渊明采菊于东篱之下，偶一抬头，对面的南山映入眼底。山色在夕照中显得愈发雄浑肃穆。一群群飞鸟结伴而还，渐渐融进暮蔼之中.这写意画般的景色，使他顿悟因循自然的真意，想说明白，竟不可言传。陶渊明喜欢以菊花就酒。"秋菊有佳色，口露摄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食菊饮酒，遗世忘忧，其乐陶陶。以至"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当然陶渊明并不是总能如愿。他也曾于九九重阳之日久坐于宅旁的菊丛中，手把盛开的菊花窘困无酒只能"空服九华(九华即九月黄花，指菊花。服食菊花可益寿，有菊无酒谓之"空服")。象陶渊明这样酷爱菊花的人亘古鲜有。由于陶渊明酷爱菊花，写了不少咏菊的诗句，所以后人几乎把菊花当作陶渊明的化身。
　　陶渊明性格旷达，一生好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年轻时他就嗜酒成癖，可是因为家贫，不能常得。一些亲朋好友知道他喜欢怀中之物，有时设酒相邀。而他也从不客气。既去期在必醉。酒后告退v并不把聚合离散放在心上。他请别喝酒，倘自己先醉，则对客人说:"我欲眠，卿可去。"陶渊明把酒视为"忘忧物"，"能楼百虑"，因而沉缅酒乡。只要有酒，兴时饮，忧时饮，闲暇时饮，困顿时饮，或聚饮，或独饮，饮而不厌，饮必酣醉，醉则"大适融然"。以至唐朝诗人白居易说陶渊明的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归隐纵酒，平添一番情趣。陶渊明用自己种的稻袜亲手春米酿酒，酒熟之后自斟自饮，兴致盎然。有时，他也邀请村里乡邻，铺荆于地，设一些简单的小菜，上自家酿制的米酒，开怀畅饮。虽然没有挥金以宴宾客的盛举，但一壶浊酒也足以表心。偶尔陶渊明也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友人结伴野游，天高山远鸥翔鱼跃，情景交融，美不胜收。陶渊明和朋友们置身期间，航筹交错，酬酵频频。或遥想以寄情，或赋诗以唱和。在酒酣耳热之中，他只属意于自然的美景。只品尝到美洒的醇香，一切烦恼忧愁都弃之身外。
　　颜延之是陶渊明的至友，以文章名高一时。他也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此公清高旷达，秉性刚直，"生平不喜见要人"而且居身俭朴，不营财利。有一次宋文帝刘义隆召见他，他却接连几日身在酒肆"裸袒挽歌"，喝得酩酊大醉，竟没把召见当回事儿。直到酒醒才去应召。颜延之曾说:天下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因此也难以见容于当时，陶渊明与颜延之情投意合，倾心相交，过从甚密，但并不拘泥小节。一次，陶渊明正在酿酒。颜延之前来探望。适值酒熟，陶渊明顺手取下头上葛巾漉酒。漉华仍将葛巾罩在头上，然后接待颜延之。陶渊明晚年时，颜延之做了始安郡（今桂林）太守，赴任时路过浔阳。在浔阳的几日里，他每天都到陶渊明家与之豪饮。二人自晨达昏，必酣饮至醉。颜延之深知陶渊明生活拮据，临走时留下两万钱。陶渊明并不推辞，竟将这两万钱悉数存至酒家，供随时取酒之用。
　　南梁的昭明太子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的确，陶渊明嗜酒，决不只是为了官能上的享受。他在《饮酒》其十三中曾将"醉士"和"醒夫"做一对比。醉士醒夫同处一世而取舍各异。两者没有共同的语言。醉士兀傲清高，因之醉才愈发显得超凡脱俗。醒夫尽管表面上清醒，实则愚不可及。这大概就是陶渊明所谓的"酒中深味"吧。
隐逸高士 农家风情
　　不过，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不仅仅是饮酒，读书，吟诗，赏菊，耕耘这田园牧歌般的幽居高栖。他的形迹可以隐逸田园，他的心可以超然世外，但他无法不食人间烟火。祖上留下的产业很少，不能坐享其成。除了经营农田外并无额外的进项。陶渊明辗转仕途，四度为宫，而所蓄无多。加之不善经营，生活嗜酒，因此，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中，。贫困几乎象影子一样伴随着他。归隐之初，耕耘劳作这只是遣兴。然而，"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的日子并不长，很快就得以种田来谋生了，他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从此诗可见，陶渊明由于不是农家出自，缺乏种田的经验。他虽在南山脚下种了一片豆田，可是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为了不使辛勤的劳动付诸东流，一大早就去田里铲除荒草。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他才荷锄收工。返家途中，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晚露把衣服都打湿了。一天的劳动对他来说并非轻而易举，他只希望不要因为劳作的辛劳而动摇归隐的决心。儒家提倡"唯有读书高"，轻视体力劳动。两晋南北朝士大夫阶层鄙视劳动的思想尤甚。陶渊明虽然也出身于士族，且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风雨雨的浸润使他饱尝种田之苦，对农民的辛劳有切肤之感。由于他和农民一起劳动，平等交往，所以能够理解农民的艰难处境。
　　陶渊明坚持躬身务农，力求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好收成。但往往事与愿违。辛勤的劳动并没有使生活好转。反而每况俞下。陶渊明四十四岁那年夏天，一场大火将他的宅舍化为灰烬，一家人只好寄居在门前的船上，直到秋天仍未定居下来。意外的灾难有如雪上加霜，使本来就经济拮据的生活更加窘萄。他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只愿粗粮裹腹，布衣御寒。可是，连这起码的要求也难以达到。依然"寒馁常糟糠"不过，陶渊明对贫困的生活持达观态度。年轻时，他就以"不汲汲于富贵，不威威于贫贱"自勉。既然自己认准了走高蹈往古，力田自给，远避世患的道路，那么，就应该固穷守节，矢志不移。啕渊明常以荣曼、原宪、袁安、张仲蔚等古代安贫乐道的贫士为楷模。对他们的德行称道不已。"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固穷守节并非只挂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五十四岁时，他贫病交加，捉襟见肘，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这年，当政者曾召他去做著作郎，(掌管编寨国史的属官)他坚辞不就，不肯丧志辱节。
　　稼稽之事，年成好坏往往三分在人，七分在夭。陶渊明隐阱二十多年也屡逢天灾。有几年天灾频繁。或是大旱，烈日如帜，田里旗贼横行。或是风雨纵横，变幻无常。遇上这种情况，虽说不至于颗粒无收。但年成极差。陶渊明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倍受煎熬。夏日漫长，饥肠如鼓，旭日初露，就盼着太阳早早归山;冬天夜寒，欲眠无被，夜幕将I恼，便想着雄鸡报晓。他不怨天尤人，心中却不免悲哀。他"甘贫贱以辞荣"不图富费，不慕虚名，只求独善其身竟也如此之难。在这极度的困顿中，陶渊明不禁浮想联翩。他想到了上古。神往那种政治清明，民风淳朴，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他希望在现实中也有一块那悖的净土。冥想中，一个形象、逼真的理想社会出现了。这是一个遗世而独立的小社会，它是那样的美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自觉愉快的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切合着大自然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这个社会里，古风犹存，人人平等，丰衣足食，没有君臣，没有战乱，也没有狡黠奸诈。大家和睦相处，其乐陶陶。孩子们无拘无束纵情玩耍，老人们心情愉悦颐养天年。整个社会和谐融洽，全然是人间乐士，地上天堂。这就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桃花源。
　　"桃花源"的出现，是陶渊明在极度困顿中隐居思想的又一次升华。是长期与下层百姓共同劳作，共同生活，共同忍受贫困的结果。归隐之初，陶渊明只是为了自己躲避祸患，保持节操而不与当政者合作，很少顾及小民面姓的疾苦。在他十几年的隐居生活中，战乱时发天灾频仍，百姓走技无路，挣轧在水深火热之中。耳闻目睹，使他为之震颤。此时，陶渊明已经把自己的疾苦同小民百姓的疾苦融为一体，他心目中的桃花源不仅是隐士的小天地，而且也是广大受苦难的小民百，的乐土。陶渊明的思想升华还在于他认为人民能够管理好自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君王、官吏。说白了，君王官吏只是社会的祸患。鲁迅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不仅指他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还应该包括他同情人民痛苦的一面。陶渊明虽然隐居田园不问世事，但仍然滚动着一颗炽热的心。他的思想也达到了当时一些隐士难以企及的高度。
　　陶渊明归隐后与上流社会息交绝游了。但一些下层文人的交往还是十分密切的。陶宅遭火焚年后，他举家迁居南村。南村在浔阳城外不远的地方。这里有一些和他情趣较为相投的读书人多半是参军、主薄一类的小官。也有隐居于此的文人。农闲时，陶渊明常和他们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倘逢春光明媚，或秋高气爽之时，便结伴出游，登高赋诗，饮酒作乐。农忙时，则各自归耕务农。陶渊明不懂音律，却备一张无弦的素琴。每当和朋友们聚饮时，就抚琴相和，人不解其意，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和陶渊明交往的人当中也不乏沽名钓誉、趋荣逐利之徒。陶渊明在南村有个邻居叫殷景仁。此人曾任晋安南府长史掾。他与陶渊明交好的时间虽不伏，倒也颇为投机。实际上此人是个官迷。刘裕做太尉后，辟他为太尉参军。殷景仁欣然领命，并迁居建康。陶渊明对殷景仁此举很不以为然。他写诗给殷景仁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乘分。"出仕与隐居志向不同，我知道该分手了。陶渊明还自嘲道:"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以此来表示自己坚持归隐的态度与殷景仁"道不同，不相为谋"。
　　陶渊明与周续之、刘程之被人并称为"浔阳三隐"。周、刘二人均隐居庐山，信奉佛教，是慧远的门徒。他们家境富裕，不必务农。刘程之居于庐山西林寺附近，离群索居。而周续之则与当时的权贵交往频繁，是作风势利的假隐士。公元416年，江州刺史檀韶为抬高自己的身价，邀周续之等三人到城北讲礼校书。他们住的地方靠近骑兵马厥。陶渊明认为周续之等人迎逢权贵的作法有辱"隐节"便写诗讽劝：“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你们校勘典籍虽然很勤奋，但马厥毕竟不是进礼的地方。并规劝他们说:"愿言谢诸子，从我颖水滨让他们向古代的高士许由学习，还是应以洁身隐居为好。陶渊明对知音倾心相交，不拘小节，对一般乡邻朋友熟情、豪爽而又随和，对隐迹不规的人疏而远之，对达官显贵则是傲骨铮铮，从不苟合。
　　慧远是北方佛学大师道安的大弟子。公远381年入庐山修行。慧远身在佛门却博通六经。尤精老庄，且善为诗文。他的名声很大，不仅远近的僧徒趋之若莺，就连东晋的权贵们也敬他几分。后来，江州刺史桓伊甚至为他在庐山修建了东林寺。大概是陶渊明在海阳结识的朋友介绍，他与慧远也有过方外之交。慧远在庐山倡导弥陀净土法门。他曾和一些所谓贤达名流共结"白莲社"，同修净业。这个"白莲社"后来发展成 "莲宗"，亦称"净土宗"。是佛教中的一大派别。结社之初，慧远也请陶渊明参加。陶渊明性情捐介，不欲苟同。佛家戒律森严，酒也在戒之列。而陶渊明却提出若准许喝酒才加入。慧远倒也大度，慨然允之，陶渊明去了之后见社中诸人皆非同道。便一言不发，马上皱着眉头离开了。慧远与达官显贵过从甚密而在思想上他与慧远!。因果报应循环不已。只即摆脱生死报应，因果轮回的痛苦。慧远写了《形尽神不灭》《万佛影铭》等文章在当时引起一场广泛的论战，陶渊明针对慧远的观点写了《形影自己的看法。陶渊明认为，人死不得复生，那么，既然长生不可信，则莫如立。无论老、贤、愚，人总是要死的。形与神相，形死则神灭。因此，人生唯一正确的态度，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顺尽，无复独多虑!"一切顺应自然的变化而变化，陶渊明豁达开朗的人生观，正是他兀傲权贵，甘心守贫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陶渊明五十四岁那年，江州来了个新任刺史王弘。王弘对陶渊明十分钦佩。到任不久，就亲自去陶家探望。陶渊明不见。对他人说:我生性不会取悦于权贵，隐居虚名，怎敢以王公造访为荣呢？王弘出身于东晋身居高位，但并不象一般权贵那样盛气凌人，并且。他是真心想结识陶渊明这样的隐逸高士。尽管碰个软钉子，可是也不在意，而是另想主意。王弘听说陶渊明见了酒就走不动了，于是暗中派人打探陶渊明的行踪。他得知陶渊明要前往庐山，便让陶渊明的同乡庞道之带上洒到半道拦截。陶渊明如期而至。果然，他一见有酒，随即停下，来道旁狂饮了起来，竟忘了赶路。王弘趁陶渊明酒兴正浓，从一旁闪出，装作偶然相遇。也凑上去一块喝了起来。玉弘见陶渊明没穿鞋，就让手下人为他做一双。人家要给陶渊明量尺码，陶渊明一边喝酒，一边大大咧咧地伸出脚来让他们量。王弘邀请他到州府中一坐，问他乘坐什么。陶渊明满不在乎地答道:我的脚有毛病，出远门坐抬椅。说着让两个儿子和一个门生抬起抬椅向州府走去。沿途赏景谈笑，无一丝羡慕华轩之意。这一往一来，两人开始有些交往。玉弘愈加敬重陶渊明，陶渊明也把他当作一个朋友。王弘若想见陶渊明，便在路旁林间相候。至于酒米之类，王弘也时常周济。
蔑视权贵 豪迈激昂
　　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檀道济就任江州刺史。檀道济是刘裕手下的战将。晋宋之际以战功显名。据《柳村谱陶》载，他到任江州不久，就到乡下拜访陶渊明。当时，年过花甲的陶渊明又病又饿己卧床数日了，檀道济见陶渊明这般境地便说道:"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生文明之世，奈何苦如此。"在既得利益者的眼中，是非的标准往往与常人相异。他们为一己私利黑白不辨，贤愚不分。明明是奸侵当道，暴政横行，在他们眼里却是忠良辅国，政治清明。明明是生灵涂炭，民怨沸腾，在他们眼里却是太平盛世，国暴民安。檀道济是刘宋王朝的功臣，也是个既得利益者，因此才说出这番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檀道济也于十年后被他所谓的"文明之世"之君宋文帝刘义隆所杀。陶渊明昕檀道济所言全非知己。说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讨了个没趣，只得尴尬离去。临走，他将带来的米、肉之类的东西留下，这些东西也被陶渊明抛之门外。
　　陶渊明对待檀道济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刘宋王朝的态度。公元418年，刘裕废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恭帝。公元420年，刘裕索性废晋立宋，自己当了皇帝。陶渊明针对此事以隐晦的笔调写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何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桑树是晋朝兴起的象征。晋武帝司马炎做中垒将军时，在房前种了一棵桑树。几十年茂盛不衰。西晋文人陆机、潘安曾作《桑赋》以象征晋祚。晋恭帝从登基到被迫禅位恰，好三年。本来希望恭帝能固本自立、有所建树，不料毫无作为即遭政变，以致根株全毁。追溯原因，当初不该种桑江边--不该倚仗刘裕，而终罹其祸。事到如今，悔之晚矣。在比兴中，陶渊明寄托了一片沉痛的思情。既有对刘裕篡位不满，也有对晋室的依恋和责备。陶渊明不是什么晋朝的忠臣。他对晋末的政治腐败黑暗及士族军阀的专权营私痛心疾首，因此不肯与之合作。并毅然走上了归隐之路。但另一方面，陶渊明的曾祖、祖父、父亲以至他本人都曾在晋朝做宫，感情上和晋室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所以，他对旧玉朝被新王朝取代这一事实，心理上总是难以接受。入宋以后，陶渊明更名为潜，山谷《怀陶令》诗道: "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刘宋永初以后，陶渊明所著诗文都不写宋代年号，而以天干地支记时。
　　刘裕建宋后，贬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仍不作罢。第二年，刘裕令零陵王的亲信张炜用毒酒置其于死地。张炜不肯下此毒手，自饮毒酒身亡。事后，零陵王被王妃褚后保护，饮食起居十分谨慎。刘裕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让褚后的哥哥靖叔度找褚后谈话，趁隙令士兵翻墙而入，给零陵王进药酒，零陵王拒饮，士兵干脆就把他杀了。从汉至魏，由魏而晋，改朝换代都是采用所谓"禅让"的形式。晋宋易代也是故伎重施。晋恭帝让出帝位时还说：“桓玄之时，晋朝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近二十载，今日之事，亦所甘心。”按说，刘裕完全可以放心了，不料，刘裕刚导演完禅让的闹剧，就又策划了流血的惨剧。而且手段如此阴狠毒辣。陶渊明虽然数经政乱，但还是不能漠然处之。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沉痛地写了《述酒》一诗，以抒发不平。桓玄夺位于前，刘裕篡晋于后，终使晋朝灭亡。桓刘二人为改朝换代都曾使用过毒酒。陶渊明以《述酒》为篇名用意极深。他在诗中借用典故感事伤时.发表议论，而通篇不着一个"酒"字。"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用曹丕贬汉献帝为山阳公的典故指代刘裕降恭帝为零陵王的事。而晋恭帝的结局比汉献帝得善终更为悲惨。陶渊明为此"流泪抱中叹，倾耳昕司晨"心中悲愤交加，彻夜不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