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界公认：蔡元培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据胡适等人文章)。他的巨大成功，乃是来自他的性格，和机遇。

蔡元培(1868—1940)性格属于和谐型(the mediator)。

(一)外圆内方，不肯苟同；遇关键问题，则决不放弃原则；

(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宽厚容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三)坚持学术自由，以培养个性为教育的天职；

(四)努力做理想主义的实干家；

(五)倡言“劳工神圣”，提倡脑力和体力劳动皆自食其力；

(六)提倡新道德，实践“以美育代宗教”

(七)求知欲强、终生好学不倦；他从探讨学问，继承发扬了文明古国的最好的精神。

下面据历史资料和已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

(一)外圆内方，不肯苟同

蔡元培先生自述：“孓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其不苟不妄言，则得诸母教也。”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载：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世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蔡元培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

陈独秀悼念蔡元培写道：“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

冯友兰说： “1922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

(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宽厚容忍

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刘海粟对蔡元培的印象是：“他的声音很温和，说话极有条理。眼角上的浅纹在闪动着，从眉心的皱纹看来，他不但经历过风霜，而且爱好思索。”

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主持北大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新潮社的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会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处交错重叠，兼容并包。

蔡元培主张：“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教育的目的在于性格的培养。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人格。”

蔡元培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并实践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陈独秀写道：“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

(三)以培养人格为教育的天职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撑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谈到：“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在所。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听到蔡元培先生讲话时的感觉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

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培养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还要重要。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

(四)努力做理想主义的实干家

蔡元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

1916年底蔡元培被内定为北京大学校长，还没有上任，文科学长的人选难以定夺。在留法同学汤尔和的家中，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杂志。蔡元培原先在清末组织暗杀团时，就认识陈独秀。此刻，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正巧陈独秀又到北京来募集资金，蔡元培、沈尹默等人便登门拜访，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职。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陈独秀)，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论资排辈的话，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陈不过是秀才出身。蔡校长礼贤下士的风度令人敬佩，独具慧眼，相中了这位《新青年》的主编。蔡元培说，他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以后，“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蔡元培维护了新派人物，施展他们的才干，共同改革北京大学。

(五)倡言“劳工神圣”，自食其力

1918年11月16日为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会上，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并反复陈述，“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蔡元培对于民间力量充满信心，他满怀激情地向世人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