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六年，也就是弗洛伊德的七十寿辰，很多人来祝贺他。维也纳各报和德国著名报刊都写专文庆祝弗洛伊德的成就。

一九二六年的圣诞节，弗洛伊德夫妇访问了柏林。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柏林。在那里，弗洛伊德探望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同时也见到了爱因斯坦。

这是虽然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他们在一起却谈了两小时。对于这次谈话，弗洛伊德是这样说的：“他很乐观、自信，他很了解心理学，就象我了解物理学那样，因此我们的谈天是很愉快称心的。”

到了一九二七年，社会危机笼罩着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萧条转变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各国政府又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旋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本人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再一次遭受到了内外困难的夹攻，陷入难于克服的困境之中。

到一九二九年，疾病的折磨似乎夺去了弗洛伊德许多的精力。但是他仍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等。

一九三零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学奖，但他来不及高兴就又得到一个噩耗：他的心爱的母亲去世了，这造成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恶化。

对他的母亲，弗洛伊德始终怀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崇高形象是他力量的源泉；每当他在灯下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奥秘时，与母亲之间的无形而又强大的感情联系，则是他灵感的源泉。

母亲的死，虽然使他沉痛的无可比拟，但同以往所经受过的一切打击一样，给了他新的推动力量。

三零年十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了手术。同往常一样，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皮，移植到下颚部。可是手术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仅疯狂地迫害犹太人，而且向科学和文明宣战。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面对迫害狂潮，弗洛伊德表现得很镇定。他写信给当时在巴黎的玛丽·波拿巴特：“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但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危险。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很可能这仅仅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一九三六年五月，弗洛伊德度过了最难忘的八十岁寿辰。弗洛伊德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接着，在连续六个星期中，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贺电。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托马斯·曼、罗曼·罗兰、朱利斯·罗曼、威尔斯、维吉尼亚·吴尔夫、史迪凡·茨威格等人，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最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寄来的贺信。下面是爱因斯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自美国普林斯顿寄来的信的部分内容：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我们这一代有机会向你这位最伟大的导师表示敬意和祝贺。毫无疑问，你已经轻而易举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获得一个独立的判断。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养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爱因斯坦向弗洛伊德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后，在信的附注中，爱因斯坦说他的这封信不值得给予回复，希望不要过多占有弗洛伊德的宝贵时间。

弗洛伊德为爱因斯坦的信所感动，他终于决定回复爱因斯坦，表示对他的衷心感谢。弗洛伊德在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中说：

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

你不让我给你回信的愿望落空了。我实在得必须告诉你，当我收到你那非常善良的信，听到你的判断的演变过程……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当然，我始终都知道，你之所以“仰慕”我，仅仅是出于礼貌关系以及对我的学说的某种信赖；尽管我自己经常反问自己，你对这些学说所仰慕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些内容，假定我的学说不正确的话——也就是说，假定它并不包含许多真理的话。顺便说一下，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的学说包含了相当大的错误成分的话，对我来说就会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待遇吗?你比我年轻得多，所以，在我的“继承人”当中定会有人在你到达我的岁数时对你作出评价。我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只好现在提前为此而高兴……”

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和敬仰以及双方表达出来的谦虚精神，是他们的崇高品质的自然流露，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都受到了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迫害，他们需要相互支持和同情。

四月三十日，弗洛伊德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离家前往奥尔斯贝格疗养院，在那里，他又动了几次手术。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难免要遭受所有的犹太人的厄运——离乡背井、流离颠沛。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这次流亡生活是作为一个被法西斯迫害的知名人士的身分进行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未来流亡地恰恰是他自幼年以来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英国。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两个女佣人离开了居住了七十九年的城市——维也纳。当弗洛伊德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话可说，他只有默默地在心中说：“再见，维也纳!”他知道，这一去是不会复返的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弗洛伊德的下颚癌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阶段。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并请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们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经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发现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他最急切的期望是能在自己去世前见到《摩西与一神教》的英文版。一九三九年三月，该书英文版出版了。

八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使他难以进食。他最后阅读的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

九月十九日，弗洛伊德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他痛苦万分。

九月二十二日，医生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弗洛伊德入睡了。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弗洛伊德的伟大的、坎坷的、充满着斗争的一生结束了，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却把他的思想和精神遗产留了下来。

九月二十六日，伦敦哥尔德草地火葬场火化了弗洛伊德的遗体。来自世界各地的许许多多的吊唁者参加了这位伟人的葬礼。

当我们回头来看弗洛伊德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虽然他也有过迷茫，有过彷徨，但却勇于探索，勇于坚持，是极富光辉和意义的一生。我们可以这样说：弗洛伊德在人类的精神文明史上划上了浓浓的一笔!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