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师培于学敏捷谭思，颇有成就；日常行事则颟顸，遭人贬斥。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实际上是与刘师培的人格特征相适应的。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看，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受益于其智力结构；自我认同感不同一导致他短短一生的多变、剧变；道德意识发展不充分使他叛变了曾狂热支持的革命事业；痴迷国学的信念则可解释其一生中的坚守和不变。
近几年来，运用心态史学理论对社会群体进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但对个体心理的探讨则较少。有者，亦多剖析人物的性格。①笔者在研读刘师培的过程中，发现他为人颟顸为学聪敏，多变中又有不变，诸种矛盾集于一身使人困惑。但如果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对其人生进行透视，则可获得对其一生不少令人迷惑之处的较好理解。故此，笔者欲借鉴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对作为社会个体的刘师培的心理进行探讨，以期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刘师培。②在人格发展中，遗传是自然基础，自我意识凸显了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性，道德意识是社会规范内化于个体的核心表现，信念是人格发展的动力。所以下文对刘师培人格心理的剖析亦从这几个方面展开。
一、 智力结构与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
(一) 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
刘师培具有很高的读书天赋，这种过人之处从小时候就已表现出来。八岁时他已知《易》的变卦方法，日卦一卦。十一二岁时，他一个下午就作了六十多首风仙花绝句，第二天又凑足了一百首。这件事被亲友传诵，称他为“神童”。蔡元培说这个时候的刘师培“博闻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2]叔父也说他“生而歧嶷，髫龀授读，过日成诵，习为诗文，有如宿构，亡友朱君凤仪视为奇童”。[3]只需稍阅刘师培青少年时写就的诗文，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他才情的早熟。十八岁时他所作《咏木兰院》中有“木兰已老吾犹*，笑指花枝空自疑”③之句，可见一斑。
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刘师培大放异彩的时代，凭借自己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藉经史倡排满，博引旁征，影响巨大。如其所撰《辩满洲非中国之臣民》，影响一时，章太炎看后赞不绝口，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选” [7]正因如此，二十出头的刘师培赢得了与章太炎同等的声誉，时人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刘师培被誉为“经学名家”和扬州学派的“殿军”。他一生著述近700万字，并具有“蕴蓄既富，思力又锐”[5]的特点，而其著作时间却不到二十年?选
智力结构是智力活动的基础，从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和所获得的极高声誉来看，其智力远高于一般读书人，可以说拥有天才的智力结构。
(二) 智力结构的成因
刘师培这种天才的智力结构其源主要有二，一是遗传，二是幼小时优越的亲子教育环境，特别是他母亲良好的文化素养对他影响良深。
从遗传来看。刘师培的长辈们都是当地的名儒耆宿，是扬州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氏家族书香传家，数代严立课程，勤于著述，祖孙三代数人共列《清史稿·儒林传》，作为学术世家子弟，刘师培在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家族长辈们心理上的沉淀物和库存在大脑结构中的遗传痕迹，其先天智力很高应是书香传家基因优选的结果。叔父说他幼小时“习为诗文，有如宿构”正是这种遗传的反映。
从亲子教育来看。刘师培的母亲是江都学者、小学家李祖望的次女，通经晓义。刘师培的聪颖与她的知识修养有极大的关系。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不同阶层的家庭，由于母亲所用的语言内容和质量不同，直接影响着儿童智力的发展。文化水平高的家庭，由于语言使用准确，词汇丰富，格调高雅，常常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刘师培小的时候，其母便教给他《诗毛传》、郑笺《尔雅》、《说文》。[6]刘师培与其母亲之间这种高层次的文化水平交流是当时的一般家庭所远不能及的，这使他的智力受益非常，也为他国学的博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自我认同感与刘师培的几次重要角色转变
(一) 刘师培的几次重要角色转变
1902年(刘师培18岁)以前，刘师培还是个彻头彻尾走科举道路的传统文人，这一年他参加乡试且成了一名举人，可1903年他已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教育改革者了，甚至在参加会试之前还在《苏报》上发了—篇《留别扬州人士书》，大声呼吁教育改革。此后他锋芒毕露，成为一个激烈的排满革命者，并以其激烈的言辞和暗杀清廷大吏的激越行动既自认又被人认为是“激烈派第一人”。然而，他很快越出了革命者的轨道，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通过组建“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实际上主持《天义》宣传无政府主义。最让人惊骇的是，他突然改变了不久前还狂热支持的事业——1908年(其时刘师培27岁)，他叛变革命，投奔以铁腕手段对付革命的端方；不久又把光复会秘密起义的机密泄露给端方，使起义未发动就被镇压。可以说，青年期的刘师培出现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导致角色认同的混乱而陷入了不断的自我颠覆中。
(二) 刘师培自我认同感不同一的原因
青年期是人格发展最重要的时期，自我认同感不同一常常导致自我认同危机，即人在自我认同感缺乏时所感到的角色混乱和失望。审视刘师培走过的路，不难发现他角色认同的混乱。
探讨这种情状的原因，笔者认为，青年期以前的家庭教育为青年期的刘师培出现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埋下了伏笔，而当时中国社会多元杂陈的历史情势为其角色认同的混乱提供了可能性。
教育可以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教育不适当，则会变成人格发展的阻力。从爱的教育来看，刘师培被过于娇宠了，乃至就是溺爱。刘师培“体素羸弱”，[7]“癯瘠秀削如不胜衣”，[8]十几岁时肺结核已经比较严重，秋冬间时常咳嗽，有时还咳出血丝。难以想象的是，以刘师培如此虚弱的身体，他不但吸烟，并且烟瘾很大，以至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常被洞穿，有时甚至将烟蒂插入墨盒。[9]其家庭对他的溺爱，由此可窥见一斑。
刘师培是学术世家子弟，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也要求他沿着传统社会的轨道运行，即“学而优则仕”。他自己也是沿着县试、乡试、会试的科考道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甚至在与王钟麟、林白水等人接触过而产生“新思维”，又对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已有了相当了解的后的1903年，他仍然参加了在河南举行的会试，不能忘怀传统道路可能提供给他的锦绣前程。
然而，时代已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政治上:君主专制固然绝对走不下去，清政府却仍在采取变革措施以继续它摇摇欲坠的统治；君主立宪派的力量在国外发展很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正积蓄力量试图以另一条道路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此同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思想文化上，西欧的启蒙思想、进化论、社会学被大量引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传入中国，新型的白话报纸大量涌现，论学与论政二位一体的团体在进行激烈的论战和交锋。对新社会最初的接触不但使刘师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时代的机缘还使他直接跨入了社会变革力量的中心。“差与燕雀群，冀列?鹭行。” [10]他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蒋观云、黄节、邓实等人，成为中国当时新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年轻的心因新奇而兴奋，思想里春秋大义中的夷夏观念①被击活，传统的价值观则被急速地疏离和背叛。《论留学生之非叛逆》、《黄帝纪元说》、《攘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既有学理又有战斗性的文章相继出世，使刘师培成为当时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风标，文字的激扬和“党人咸尊礼之”，[11]使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07年刘师培到了革命的根据地东京，直面了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幸德秋水。“倒孙风波”这次突发事件，犹如对刘师培的革命热情泼了一瓢冷水，“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狠党人。”[12]与幸德秋水会晤后，他意识里固有的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更是与无政府主义一拍即合，自身遂偏离了革命党人应扮]的角色，成了一个杂糅国学、启蒙学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坐而论道的新式书生。对民族主义的超脱已为他不再排满打下了内在的思想理路，而“端方则日伺党人之隙，欲以离间之，广出财帛，以买侦探”，“汪公权、何震亦从此入于侦探一流”。[13]刘师培最终还是回到了革命前的起点，像父辈们一样走上了幕僚之路。由此可见，社会思潮的杂陈与急剧流变促使刘师培的角色认同产生混乱，表现于外就是他的社会选择不断发生改变。
三、 道德意识与刘师培叛变革命
(一) 刘师培叛变革命
刘师培甫至日本，对孙中山了解无多，便成为倒孙干将，认为“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成性，不知德为何物”。[17]其对孙中山恨之至切，竟派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打入清廷内部的革命党人程家柽商量(当时刘不知道程是革命党)，想买动杀手取得孙中山的人头。后因程家柽把这令他诧异的消息告诉了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刘师培的阴谋才没有得逞。目的没有达到，刘师培又对程家柽恨恨不已。为泄愤，他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天三郎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狠狠地打了一顿。因为程氏大声喊叫，警察闻声赶到，才未被打死，但脑被击伤，时常疼痛，记忆力锐减。如果说他对孙中山的愤恨还有些当时同盟会内部派系斗争因素的话，那么他投奔端方后，却又充当清廷的间谍卧底于革命党内部，为清廷收集情报积极出力，为消弭革命出谋划策，还凭着与陶成章“关系素深”，[15]而“日与两江督标军官米占元往各船坞查成章行踪，久之不得，无以复端方之命，而以张恭报告于端方，张恭遂被拿问”。[16]这种举动完全就是可恨、可鄙和非卖友求荣可概括的卑劣行径了。
(二) 道德意识与刘师培叛变革命的关系
其一，自律意识与刘的叛变。道德意识的发展对人格的发展具有核心意义，它依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可逾越地从低到高渐次发展，贯穿于人生的始终。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看，刘师培道德意识的发展是不成熟的，这集中体现在他自律意识的淡薄上。自律，是基于个体内心的主动判断。自律意识淡薄意味着个体缺少主断性，通常处于被控制的角色地位。刘师培自律意识淡薄集中表现在他非常惧内和能被其妻及姻弟汪公权怂恿要挟而叛变革命上。按一般的说法，刘师培背叛革命与其妻何震的怂恿有关。①何震是一貌美的悍妇，与刘师培结婚后，她一直扮]着控制者的角色，而刘师培“内惧艳妻”[17]也是出了名的。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在叙及刘师培叛变革命时曾说:“端方遂嘱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舅氏接电后尚在考虑。这时，舅母何震久厌居东，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舅氏是一个疏于事故的人，听她的话，不能坚定立场，权其得失，就贸然返国。”[18]这种说法在尹炎武的《刘师培外传》中可得到旁证。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