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强烈的虚荣心与刘的叛变。对刘师培道德意识的评判，主要依据他的行为作出。道德发展中除了“行”以外，还包括“知、情、意”，其中，情感和意志的培养对道德意识的渐次提高极为重要。刘师培道德意识水平低、自律意识淡薄是由于他情感、意志的培养没有与智力、知识的发展同步。虚荣心强是他情感和意志发展滞后的重要表现。

对于刘师培极强的虚荣心，陶成章深有体会。原来刘师培总是“平日欲运动成章，使为己用，以高其名”，以至他认定“光汉之性务名”。[19]刘师培的叔父给他撰写墓志铭，也道:“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狷急近利。”[20]一语道出刘师培早年盛名的消极影响。陈钟凡撰《刘先生行述》，还是说他“不能忘情爵秩，时时为佥壬牵引，……遂入于坎陷”。[21]

刘师培虚荣心强，主要是因为他少年天才，从小被人夸赞，几乎没有挫折感。日久天长，遂滋长出“鸿鹄有高志，燕雀安能识”的傲气；即使处境不利，也自谓是“英雄在草泽”。[22]

培养道德意识的目的在于保证人格在各个年龄阶段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刘师培自律意识淡薄和极强的虚荣心等因素，决定了刘师培一生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刘师培后来于此也有所自省，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23]对自己早年的举动悔恨不已。

四、 痴迷国学的信念与刘师培的不变

(一) 刘师培的不变

如前所述，刘师培的一生，变者甚多甚剧；不变者，对国学的钟情与痴迷。从以下三个不同的时段，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其一，排满革命时。刘师培早期的政论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好以古书证新义”，[27]即无论论说多么激烈，都总是到国学里去寻根索据，寻求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某些同一性。他著《中国民约精义》，以卢梭《民约论》为标准，钩沉国故，寻出古代中国也有如此观念，便颇能说明这一点。

其二，宣传无政府主义时。此时的刘师培虽然认为“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并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25]但他的真实意图不尽如此，他还有着对国粹的深层思考:“中国国粹之存亡，亦视共产无政府主义之实行是否而已。”因为他认为:“共产无政府主义果见施行，则芸芸众生，均脱身人治之外，各适其求无忧生之。舍殚精工作外暇日孔多，而古今书籍复为共有，便于检寻。则研究中国学术者，必较现今为尤众，斯固无待于保存者也。”[26]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刘师培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他认为保存国粹与实行无政府主义可以很好地对接，宣传无政府主义可以更好地保存国粹。③

其三，新文化运动时。时代急遂变化，国粹逐渐被边缘化。1918年，刘师培等欲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遭到新派人物责难。鲁迅就曾对刘师培大加贬抑，辞气尖锐。④这从反面说明刘师培对国学的坚守和执着。直至逝世前，刘师培挂念的，仍是国学的传承与发扬。临逝前，刘师培“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侃)的手里”，并告诉他:“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27]

(二) 痴迷国学的信念与刘师培不变的关系

在人格心理学中，信念是人格发展的动力，是人外在行为的内部动力源泉。之所以说对国学的痴迷是刘师培的信念，是因为笔者通过研读相关资料后发现:先天已打下国学印记、从小又浸淫于此、走出书斋最初结识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国学名家的刘师培对国学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国学也贯穿于他生命过程的始终，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国学对于刘师培而言，既是他的心灵家园，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根基。造成这种情状的原因，笔者认为，这固然与国学特别是国学中的儒学具有的宗教性有关，但刘师培的个体经历与体验对国学形塑为其信念作用更大。下面具体分析之。

首先，它是刘氏家族集体无意识遗传的结果。扬州本来就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刘师培的长辈都是当地的名儒耆宿，作为学术世家子弟，刘师培在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家族长辈们心理上的沉淀物和库存在大脑结构中的遗传痕迹。叔父说他幼小时“习为诗文，有如宿构”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遗传的反映。

其次，刘师培的家庭(族)环境对国学内化为他的知识结构乃至思维方式起了推动和强化作用。这可从刘师培所扮]的不同角色来分析。从作为科举考试的主体看。刘师培的父辈在科场虽不辉煌，却也都是熟手。伯父刘寿曾两中副榜，两个叔父一为举人，一为进士，其父也是举人。在此情况下，刘师培在仕途上面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压力。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不能不先“剑华韬尺匣”[28]而刻苦攻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他对国学的钻研。从作为学术传承的中流砥柱看。刘氏家族是江浙学术界的望族，学术的薪火相传使刘家子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特别是其传家之学《左传旧注疏证》的工作几代都没有完成，这不能不使他们产生焦虑；①而刘师培因其聪颖又使长辈把传承家学的注意力更多集中于他，因此他潜在的紧张感可以想见。②刘家学术传承的压力因一些高官的帮助而被强化。著名学者阮元在担任封疆大吏时，曾帮助过刘师培的祖父刘文淇；曾国藩也非常推崇刘师培的伯父刘寿曾的学问，召他入金陵书局校书。刘寿曾死时，曾国藩亲来吊唁并题挽联:“我方驰千里书，为兖兖诸公，当共识眉山文字；君既赉百年志，看英英群季，当续成服氏春秋。”[29]希望刘家早日完成《左传旧注疏证》的工作。名士显宦对刘家学问的推崇和期许，使作为传薪接火主力的刘师培对做好学问更有信心，进而产生青胜于蓝的学术抱负。刘师培在给端方的信函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抱负:“师培淮南下士，束发读书，勉承先业，略窥沿经家法，旁及训诂典章之学。意欲董里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30]此后，他埋首于经传、诸子、校勘、小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最后，国学遭到贬斥和被边缘化的地位使对国学有着家园情结的刘师培更加珍视和维护国学。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宣扬抛弃国粹，这种状况强化了刘师培对国学的钟情和挚爱，使他对国学的认知从一种个人安身立命之根基发展到关乎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文化忧患。“乡邦文献沦亡尽，胜国遗书掇拾多。太息山河今异昔，那堪挥泪问铜驼。”[31]正是他这种文化忧思的写照。但“而今时学轻耆旧”，新派人物又已掌握了话语霸权。因此，刘师培最终在“回首江天倍凄然”[32]的心境中黯然离开人世。

五、 结语

刘师培短暂而富有才情的一生，跳跃性强，既有多变、剧变，又有坚守执着，可谓经历复杂；又因其思其行往往处于社会浪潮的风尖浪口，故颇引人注目。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对其评价常为大毁大誉。百年后的今天回视刘师培其人其时之事，仍多有扑朔之感。笔者借鉴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对刘师培的人格心理进行了剖析，并以此来解释他一生中的诸多令人不解或令人惊奇之处，期冀能对人们理解刘师培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