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历史上十大著名名僧 历史上的佛教高人(3)

  惠能又曰“先立无念为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谓无念,即虽有见闻觉知,而心常空寂之意。“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皈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人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皈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皈依。”
  典籍阐述
  惠能曾告戒僧侣法达,不要错解法华经中意义。神秀把佛教理论“戒、定、慧”解释为:“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而惠能则另有不同解说:“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然而,惠能亦一再强调“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所以认为顿渐只是假名,佛法只为一乘法,“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禅宗从达摩始百余年间皆以《楞伽经》相印证,故亦称为楞伽宗。达摩的三传弟子道信开始兼以《金刚》等经为典据,到了惠能即以文句简单的《金刚经》义代替了《楞伽经》,其目的在于摆脱名相烦琐的思想束缚,而单刀直入求得开悟。
  经典作品
  惠能圆寂后,其弟子们将其经历和言论录整理成《六祖坛经》,简称《坛经》,是禅宗的经典。坛经分为十品,经中讲述惠能的生平、拜师学道、开示公案和临终嘱托等。坛经中提到南禅宗: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佛教史上,按照佛教的传统,只有记叙佛祖释迦牟尼言教的著作,才能被称作“经”,但是根据六祖慧能大师讲授的佛法精华汇编的《六祖坛经》,却是绝无仅有的一部被尊称为“经”、由中国僧人撰述的佛典,可见慧能大师和《六祖坛经》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中土人的著述,被称之为经的,唯惠能禅师一人。
  佛教文化发展
  惠能在宝林寺30余年,悉心传道,弘法不辍。他以“见性成佛”为宗旨,提倡不立文字,弘扬“顿悟”,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笈,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与“北宗”相比较而迥然不同的独特风格。由于惠能的弘法,“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并取代了“北宗”在禅宗中的主导地位,而各地投奔在惠能门下治学的门徒数以千计。其后,他的弟子集录其讲经的要义,编纂成《坛经》一册。该书反映出惠能对传统佛教教义作重大改革的思路,是禅宗进一步“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从而对中国哲学与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承门派
  惠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后来各派禅师建立门庭,影响极大。在他圆寂后,他的弟子传承禅法,形成南北二宗。北宗即是荷泽神会门下,称荷泽宗。南宗则以南岳怀让门下的洪州宗,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一系的石头宗为代表。
  惠能禅法在北宗荷泽一派的推动下,取代了原先北宗神秀一系的地位,成为禅门正宗,但荷泽一派因后继无人,在唐末衰亡。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反而是南宗门下。南宗门下,后来形成河北临济宗、江西曹洞宗、湖南沩仰宗、广东云门宗、江苏法眼宗五宗,即“一花开五叶”。后来,法眼宗远传于泰国、朝鲜;云门宗、临济宗更远播欧美。在中国、日本,则是临济宗、曹洞宗两宗最盛。
  【后世评价】
  人称第二释迦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道思想交汇融通的第一人。
  毛泽东主席曾多次高度评价慧能大师,认为他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外国有学者将慧能大师视作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广场,矗立着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其中就有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惠能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至今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8 丈量地球,密宗领袖——一行
  【人物简介】
  一行(683~727年),中国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和佛学家,本名张遂,魏州昌乐(河南省南乐县)人。张遂的曾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张公谨。张氏家族在武则天时代已经衰微。张遂自幼刻苦学习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青年时代即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为避开武则天的拉拢,剃度为僧,取名一行。先后在嵩山、天台山学习佛教经典和天文数学。曾翻译过多种印度佛经,后成为佛教一派——密宗的领袖。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后,李唐王朝多次召他回京,均被拒绝。直到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李隆基派专人去接,他才回到长安。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据李淳风的《麟德历》几次预报日食不准,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编新历。一行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编制《大衍历》,他在制造天文仪器、观测天象和主持天文大地测量方面也颇多贡献。
  【生平事迹】
  青年学识渊博而闻名
  一行自小读书很多,到二十岁左右,已经博览经史,尤其精通阴阳五行之学。他曾写成阐释扬雄《太玄》的专著,名声不小。当时的武三思有意与他结交,但他顾忌其名声不好,便逃走了,正好遇上普寂禅师,就从普寂出家。有一位叫卢鸿的隐士,得知一行的才学,惊异地对普寂说,此子“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一行传》,《宋高僧传》卷五)。普寂同意一行外出寻访名师高僧,于是他遍访当时的名宿,并曾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向一位老僧学历法。据《旧唐书》,唐玄宗于开元五年(717)派一行的族叔到湖北去请一行入京,向他请教安国抚民之道。
  密宗领袖
  一行在京城,一方面参加译经,一方面就是从事他的天文方面的科研工作。《佛祖统纪》说一行“传密教于金刚、无畏”,向这两位传播不同密法的大士学习密法。《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讲到善无畏时,也记一行等人曾参预善无畏的译事。一行参预译《大日经》是在开元十二年(724),次年写成《大日经疏》,此《疏》,是一行请善无畏阐释《大日经》义,由一行记录并发挥而成的,所以说这部《疏》体现出善无畏和一行的两人思想。据《宋高僧传》,一行又向金刚智学习《陀罗尼印》。金刚智又为一行设坛灌顶,一行还要求金刚智翻译金刚界一系的密法,于是在开元十一年(723)金刚智组织翻译《瑜伽念诵法》、《七俱胝陀罗尼》,一行为笔受。一行又拜不空为师,不空在其《金刚顶经大瑜伽秘密心地法门义诀》中说到,“开元七年,至于西京,一行禅师求我灌顶”。所以,一行的密法兼承胎藏界和金刚界两种,而能融为一体。本来胎藏界之理和金刚界之智也是合而不二的,两者的融合才构成完整的整体。
  重新制订历法
  玄宗请一行进京的主要目的是要他重新制订历法。因为自太初(汉武帝年号)到麟德元年(664)之间,历史上先后有过二十五种历法,但都不精确,玄宗就因为麟德历所标的日蚀总是不准,就诏一行定新历法。
  一行花了七年的时间,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做了许多实测,又制作仪器,以严谨的科学精神,终于写成《大衍历》。又为《大衍历》编制而制造了非常精密的黄道仪。
  制造仪器和观测
  一行主张在实测的基础上编订历法。为此,首先需要有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他于开元九年(721年)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设计黄道游仪,并制成木模。一行决定用铜铁铸造,于开元十一年(723年)完成。这架仪器的黄道不是固定的,可以在赤道上移位,以符合岁差现象(当时认为岁差是黄道沿赤道西退,实则相反)。
  后来,一行和梁令瓒等又设计制造水运浑象。这个以水力推动而运转的浑象,附有报时装置,可以自动报时,称为水运浑天或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一行等以新制的黄道游仪观测日月五星的运动,测量一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发现这些恒星的位置同汉代所测结果有很大变动。
  主持天文大地测量
  一行受诏改历后组织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这次测量,用实测数据彻底地否定了历史上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错误理论,提供了相当精确的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
  一行发起这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中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理论:“日影一寸,地差千里。”刘宋时期的天算家何承天根据当时在交州(越南河内)的测量数据,开始对此提出了怀疑,但长期未能得到证实。隋朝天算家刘焯则提出了用实测结果来否定这一错误说法的具体计划,但这个建议在隋朝没有被采纳。一行的测量则实现了这一计划。其二,当时发现,观测地点不同,日食发生的时刻和所见食象都不同,各节气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也不相同。这种现象是过去的历法所没有考虑到的。这就需要到各地进行实地测量。
  当时测量的范围很广,北到北纬51 度左右的铁勒回纥部(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约北纬18 度的林邑(越南的中部)等十三处,超出了现在中国南北的陆地疆界。这样的规模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测算子午线一度的长度。得出大约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这实际上给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由于对唐尺数值的大小,人们目前的看法还不一致,故评价一行这次子午线测量的精度受到限制。初步的估计结果是,一行的测量值与现代值相比,相对误差大约为11.8%。
  国外最早的子午线实测是在公元814 年,由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米(约783—850)参与组织,在幼发拉底河平原进行了一次大地测量,测算结果得出子午线一度长为111.815 公里(现代理论值为110.6 公里),相当精确。但这已在一行之后九十年了。
  制定《大衍历》及制作黄道仪
  从开元十三年(725年)起,一行开始编历。经过两年时间,编成草稿,定名为《大衍历》。《大衍历》后经张说和历官陈玄景等人整理成书。从开元十七年起,根据《大衍历》编算成的每年的历书颁行全国。经过检验,《大衍历》比唐代已有的其他历法都更精密。开元二十一年传入日本,行用近百年。
  黄道仪仿天的形状而制成圆球形,铜铸,上面标有星宿、赤道及周天的度数,由水力推动其旋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在天外别置二轮,上面铸有日月,也能转动。以木柜为地,放在木柜子中,天球的一半在柜外,一半在柜中,又做两个木人,分别在木人前置钟鼓,每到一刻就自动击鼓,每至一辰则自动撞钟。这里面使用了齿轮系统。当时都称这一制作为奇妙神功,玄宗下令将它放在武成殿上让百官参观。但后来因为生锈,转不动了,就收藏在集贤院。
  一行于开元十五年(727)十月去世,玄宗亲自撰塔铭,谥一行“大慧禅师”号。
  【作品及成就】
  一行的著作,以《大日经疏》为其密教思想的代表作,《大衍历》为其历法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在一行死后的第二年由玄宗诏令编成而正式使用的,称《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
  一行的《大日经疏》把《大日经》中一些隐含的意义都解释出来了,其中对一些教义的阐述,结合了佛教各宗如华严、天台、净土、唯识及儒家的观点,更主要的是该《疏》系统地组织密宗的理论和仪轨,因此对于密宗来讲,本《疏》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后世评价】
  一行作为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佛教高僧,一行传承胎藏和金刚两大部密法,在密宗史上的作用,不只系统组织密教的教义教规,也把两大部融合起来。集科学家与高僧于一身这个特殊身份本身,也说明佛法和科学技术在一定条件下的相融性。
  9 僧界狂人,草书之圣——怀素
  【人物简介】
  怀素(725-785年),唐时人,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汉族,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幼年好佛,出家为僧。怀素既是狂僧,又是醉鬼,更是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有如疾风中的劲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与唐代另一草书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是中国古典浪漫主义艺术的杰出代表,对后世影响深远。
  【生平事迹】
  生于浓厚文化气氛环境
  怀素幼年出家,依止于伯祖惠融禅师,惠融禅师亦醉心书法艺术,他俩人的书法艺术远近闻名。人称他们为“大钱师”、“小钱师”。
  怀素的叔父钱起是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年)的著名诗人,有“才子”之美称,曾任翰林学士,官至考功郎中。时任金吾兵曹的邬彤,钱塘人,也是唐代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他的《金刚经》、《尊胜经》等书法作品,至宋代仍有人珍藏。
  怀素生长在这种浓厚文化气氛的环境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得他自幼就对书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诸如东汉草圣张芝临池学书,池水被染黑;三国魏人钟繇昼夜习字,睡梦中还时常用手指在被子上比比划划,天长日久将被子磨穿;隋初和尚智永躲进小楼,三十年如一日地练字,秃笔成冢等故事,他都烂熟于胸。这些书坛上的精英就成了怀素学习的楷模。
  芭蕉叶苦练字,成就狂草之圣
  怀素早年苦于无钱买纸,曾将一个漆盘和一块方形木板专门用来练字,随着岁月的流逝,木板和漆盘都被写穿了底,写秃了的笔头堆积起来,就像当年智永禅师的“秃笔冢”,垒得犹如小山一般。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就效法古人在芭蕉叶上题诗的办法,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芭蕉,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怀素没日没夜的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特别是芭蕉叶滑润的、不易着墨的特点,促成了怀素后来那种灵动疾速、忽断忽连、乍干乍湿的笔触和点画。
  僧界狂人,不受世俗羁绊
  精湛的书艺,使得年轻的怀素在家乡湖南一带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被推许为“草书天下独步”。每逢暖日高悬、凉风习习,气候宜人的日子,骚客酒徒总是聚集一堂,摆开笺麻素绢、宣州石砚,准备好粉壁白墙,然后纵酒酣歌、高谈阔论。酒酣耳热之后,怀素总是习惯性地斜倚在绳床上闭目休息一会儿,然后,突然纵身起床,挥笔疾书,如入无人之境。有时趁酒发兴,不仅是粉墙、纸张、素绢,就连衣裳、器皿,也都成了怀素的草书园地,常令观者嗟叹不己,时人谓之“醉僧”。
  怀素一生云游,漂泊四海,他性情疏放,锐意草书,却无心修禅,更饮酒吃肉,交结名士,俗世交往非常广泛。除了书法别具一格、匠心独运以外,他还能赋诗吟句,与当时文化名流如李白、戴叔伦、颜真卿、钱起、陆羽等诸多名人交往甚密。每逢聚集,必饮酒恣情,疯狂极致,杰作连连。以“狂草”名世。
  【作品及成就】
  怀素传世的书迹较多:计有千字文、清净经、圣母帖、藏真帖、律公帖、脚气帖、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四十二章经等。
  就以上怀素作品加以研究,其风格并非全部相同,大到可分为三种:一是尚未完全摆脱前人作风的:如圣母、食鱼、苦荀、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圣母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二是他自成一家本领作风,如清净经、四十二章经、自叙帖(堪称标准的怀素书)。三是循和平澹的书风,如小草千字文,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
  《自叙帖》纸本,原迹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自叙帖》是怀素草书的代表作。就草书而言,在晋唐以来的传统之中,有以羲之父子为最具学究派特质的主流,而属于反传统者,当推怀素的自叙帖式的“狂草”一路。据说颜真卿曾以张旭笔法授与怀素,所以或许可说是“张旭-颜真卿-怀素”是一脉相传的,从遗留下来的作品看来,颜真卿在楷书及行书方面,已呈现出反传统的趋向。就草书言,怀素大概是从张旭的作品中,悟得了他独自的书法。
  《小草千字文》。怀素千字文有多种,而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称《千金帖》绢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此本为怀素晚年所书,怀素晚年草书又从骤雨旋风转到古雅平淡,与字不相连属,笔道更加苍劲浑朴。当为绚烂之极而复归平淡之作,故历来为书林所重。
  《论书帖》,纸本,纵38.5厘米,横40.5厘米,9行,共85字。一般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所以有“以狂继颠”的说法。
  【后世评价】
  怀素的狂草书法大大拓展了中国书法艺术表现力的边界,奏出了雄健昂扬的盛唐之音,其公开表演似的创作过程多为当时社会名流所记载。流传至今的《自叙帖》是书法史上狂草第一名作,对后世影响极大。
  怀素狂草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瑰丽非凡的华彩乐段,是书法艺术所映射的精神世界的孤品,故极珍贵。后世书家再也未能超越怀素的健劲疾速,所以堪称绝唱。
  10 和尚军师,袈裟谋臣——姚广孝
  【人物简介】
  姚广孝(1335~1418年),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出自显赫的吴兴姚氏。幼名叫天禧,字斯道。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苏州)。元至正十二年(1352)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元末明初的政治人物、诗人,明成祖朱棣自燕王时代起的谋士、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
  明朝洪武末年至永乐年间,在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上,姚广孝若隐若现,神出鬼没,他身披袈裟,口喧佛号,是地地道道的和尚;他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是货真价实的军师。他最擅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能亲自指挥千军万马,守城却敌,在明成祖朱棣夺取江山的斗争中,他是第一功臣。但他恰如一条神龙,见首不见尾,使人感到莫测高深。他实在是一位神秘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腥风血雨的朝代更迭中,计定江山的谋略家灿若繁星,不可胜数。这也不足为奇。但能够将超凡脱俗、四大皆空的和尚和积极用世、竭精殚智的谋臣集于一身者,却极为少见。而姚广孝就是这样一位神秘的和尚军师,一位身披袈裟的政治家和谋略家。
  【生平事迹】
  怪杰出世
  姚广孝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然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由于姚家祖辈事佛,父母决定让他出家为僧,谋口饭吃。
  姚广孝出家后,却从师于一个叫席应真的道士,向他学习“阴阳术数之学”,同时还读书工诗,研究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精通佛、道、儒诸家之学,成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
  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姚广孝有四个好友,分别叫高启、杨基、张羽、徐贲,这四人自比于唐初四杰。其中的徐贲,号北郭生,比邻而居的高启、王行、宋克等十人,号称“北郭十友”,均与姚广孝结为诗文好友。这些人劝姚广孝弃佛归儒,姚广孝婉言谢绝了。大约在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4年),他潜心内外典籍的学习,开始了佛、儒两家的对比与选择。在学佛访友和诗文来往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在元末乱世中,姚广孝叩钵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像个安分守己的出家人,倒像一个胸怀大志的书生。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刘秉忠的路子,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
  洪武八年(1375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了官宦和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
  洪武九年,姚广孝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在那里住了四年,过着“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扬帆于浙江之上”。在好朋友宗泐的举荐下,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再次被选高僧进京。
  燕王朱棣的首席谋臣
  洪武十五年八月,皇后马氏去世,朱元璋命令选拔天下的有道高僧来侍奉诸王,为诸王诵经荐福。宗泐是元末明初的著名高僧,当时正应诏在京,深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称他为“泐秀才”。在他的举荐下,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召见了姚广孝。两人一交谈,竟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朱棣请姚广孝出山相助,姚广孝毫不犹豫,欣然应允。姚广孝就跟随燕王北上,来到了北平。为了遮人耳目,朱棣让他住持庆寿寺。两人从此频繁往来,经常秘密私谈,至于谈论什么,至今不得而知。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死,皇储之位成了空缺。朱元璋晚年丧子,悲痛不已。同年九月,在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下,朱元璋立年仅十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指定了未来的接班人。
  朱元璋死后,朱棣得到消息,遂带领军队赴京奔丧。即将到达淮安时,却收到了朱允炆派人送来的敕符,让他立即返回自己的封地去。朱棣非常恼火,仍要下令过江。姚广孝赶忙劝阻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朱棣听从了姚广孝的建议,虽然心中不满,但还是带兵返回了北平。实践证明,姚广孝的建议在当时的确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朱棣强行过江,不仅有违朱元璋的“遗诏”,闹不好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1399年,朱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他上台之后,采纳了大臣齐秦和黄子澄的意见,大肆清除诸王,朱棣的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姚广孝立即密劝朱棣起兵夺取政权,但朱棣一直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为了进一步坚定燕王起兵的决心,姚广孝煞费苦心,以相面、占卜等方法不断地诱导,并对当时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朱棣终于被说动了。
  靖难之役定天下
  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的鼓动下,决意夺取皇位,与侄子建文帝决一雌雄。姚广孝作为燕王的主要辅佐和谋士,不但以自己的谋略使燕王最后下了决心,而且要作各方面细致的准备,其中的练兵和铸造兵器尤为重要。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正式起兵。燕军一路破关拔城,来势凶猛,举国震动。建文帝急忙派耿柄文为征虏大将军,率三十万大军讨伐。燕王在姚广孝的辅佐下,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术,大破耿柄文的大军。
  建文四年五月。燕王朱棣进入京师,终于夺取了明朝的政权,当了皇帝,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明成祖,定年号为永乐。
  不脱袈裟的政治家
  朱棣即位后,姚广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宠信,马上被授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恢复了他的姓,赐名为广孝。太子少师是当时文臣的最高秩(正二品),是一个实职,由此可见朱棣对他是极为重用的。
  永乐二年六月,姚广孝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济,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离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但是,回到故乡时,他的父母均已去世。父母没有看到他的功成名就,这不免使他感到有些怅然。姚广孝带着复杂的感情,将父母的灵位放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
  姚广孝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原来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是解缙,解缙并没有理解皇帝编修这部巨书的宗旨。永乐二年二月,这部巨书完成后,定名为《文献大成》。上呈皇帝审阅,成祖对这部书不太满意。命姚广孝等人重修。永乐五年,这部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等内容的二万多卷的巨书,在姚广孝主持下顺利完成,并更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九年,七十七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明太祖实录》的重新编修,直至他去世,大约六年多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此项工作。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的重修,所用的时间和全书的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的修纂。
  姚广孝八十四岁时病重,不能朝见,仍居于庆寿寺。成祖多次亲往看视,赐予金唾壶。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了,并停止视朝二日以示哀悼。他被依照僧制安葬于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的祭文。
  【作品及成就】
  主持永乐大典
  姚广孝虽然受官,却未改变僧人身份,主要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又著《道余录》专诋程朱,人称“黑衣宰相”。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是朱棣的唯一朋友。
  作品
  主要著作有《逃虚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五卷等。
  禅佛哲理
  姚广孝诗之另—特色,即诗中有禅佛哲理。诗人写诗,常于现实之此岸世界,吟咏山水,抒情写意。而姚广孝既为禅僧,又作诗人,故诗有禅境,亦有对彼岸圆融世界之悟性。譬如“冥观了无法,何有寂与喧”,“竹云时驻影,桂露夕阑香”。
  姚广孝曾作《绿洲曲》,五言四句,写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语,却入禅味。禅宗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教义之一,故禅与诗的关系,譬如春与花,“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思与诗,融会通达而无滞碍。
  【后世评价】
  姚广孝是一位穿着袈裟的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前,姚广孝是和尚;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当和尚,因为这身袈裟为他的政治活动和得以善终做了最有效的保护。他继续当和尚,实质上向朱棣表了一个态度,自己对权势是淡薄的,在政治上是没有野心的。朱棣因而对姚广孝放心了,反而使姚广孝的权势和地位更加牢固,得以安度晚年,善始善终。
  姚广孝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在成为达官贵人之后,并没有像别人一样大肆敛财。相反地,他保持了一个和尚的本色,视金钱如粪土,永远不蓄钱财。他曾因公干到家乡长洲,把朝廷所赐的金帛和财物都分给了宗族乡人,自己不留积蓄,这与历来巧取豪夺、搜刮民财的封建官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世人议论广孝,常以异僧诋毁之。其中的原因大抵是他劝导且帮助燕王夺太祖嫡孙之位,既违背了佛法戒律,亦忤逆了儒家君臣之礼。然而观其终究不改僧相之举,则不能单以纯粹之功利心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