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在党的号召下，他积极策动冯玉祥、方振武等高级军官筹组抗日武装，准备收复失地。在他的努力下，1933年3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初期的武装力量有6万多人。

　　组建察绥同盟军率先抗日，浴血奋战收复失地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1933年6月20日，他率领同盟军从察哈尔东部出击。经过20多天的浴血苦战，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现分别在内蒙古、河北境内)，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在攻克多伦的战斗中，吉鸿昌身先士卒，冒着日寇敌机的轰炸扫射，率领敢死队第一批攀登入城，用大刀和敌人肉搏，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察绥抗日同盟军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纷纷捐钱捐棉衣捐食品，支持同盟军抗日。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会，以及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天津等地的抗日救国团体，都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慰问和支援。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全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他们便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制止同盟军抗日。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日反侵略的热潮中扩大影响，决定对察绥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先是威胁利诱，要求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解散抗日同盟军，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遭到拒绝后，就对抗日同盟军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卑劣手段。

　　7月上旬，正当抗日同盟军克复多伦后，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国民党政府的嫡系军队16个师开进了察哈尔，分3路向张家口进逼。他们切断了一切交通要道，对张家口进行全面封锁，给抗日同盟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日本侵略军见国民党政府已经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便从热河向察哈尔东部进行反扑，使察绥抗日同盟军处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8月7日，冯玉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离职下野，抗日同盟军的一部分队伍被国民党的第29军收编。吉鸿昌、方振武顶住压力，拒绝收编，并且公开发表外抗日寇、内除国贼的声明，宣布继续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

　　9月间，吉鸿昌率领察绥抗日同盟军向滦河以东地区进击。国民党政府竟然和日寇秘密商定，共同围剿同盟军。日寇在北面，国民党军在东、南、西三面，对同盟军进行包围。日寇还出动了许多飞机，对同盟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吉鸿昌战至10月，但终因众寡悬殊，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失败。

　　组建“反法西斯大同盟”，就义前写下“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