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剪如同是要了余诚格的命，他惨叫--声，昏倒在地。他手下的人上前齐唤，叫醒了他，他抱起辫子，号啕大哭起来。

　　王亚樵等人依旧冷若冰霜。傍晚时，他们走出安徽会馆。王亚樵对余诚格说：“我是个急性子人，喜欢一步走到头，本想今天就能接收会馆的。但现在看来，要做三步走了，今天剪辫子，明天割脑袋，后天接收会馆。”

　　当夜余诚格收拾了一下细软，连夜搭车回安徽老家了。

　　王亚樵终于接收了安徽会馆。这是1916年3月间的事情。

　　有了固定的“基地”，“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发展更快了，“斧头党”的名声在上海滩骤响，王亚樵开始名声大振。

　　上海滩上提起斧头党，没有不为之色变的。就连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一些街头泼皮无赖，自然也都避之不及。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

　　王亚樵字九光，上海滩人便呼其王老九。又因王亚樵手下子弟众多，打仗常出奇不意，有人相助，上海滩人又称其为“九手手”。湖北会馆民国初年在上海滩，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但到了王亚樵面前，他们每次都相形见绌。当时，上海滩曾有人编过一首打油诗，来叙说这种情形：

　　“十只九头鸟，斗不过一个王亚樵;王老九九只手，能捉十只九头鸟。”

　　九头鸟也叫“苍鸆”，是古代传说中的不祥怪鸟。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说：“世传此鸟，昔有十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

　　上海滩人把湖北人喻为“九头鸟”，意思是谁碰上谁倒霉。

　　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王亚樵十分注意内部建设。为了站稳脚根，他还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党”能运用法律保护自己。

　　同时，王亚樵还具有相当精明的政治头脑，他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组织起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喉舌，自办油印小报，为自己声张呐喊。

　　不久，王亚樵又推动改组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推举柏文蔚为会长。当然，柏文蔚追随孙中山，整日为革命奔走，“工会”实际上还是靠王亚樵负责。但如此一改组，他进一步接近了皖籍名流，与政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联系，结识了不少政界名流。如他在李少川的公馆，结识了来沪避难的陈铭枢，二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在以后的岁月里，王亚樵曾和国民党西南派一直保持亲密关系，就是因为与陈铭枢熟识。

　　这是1921年6月，夏至刚至，上海滩上就热得人胸闷心慌，拥挤的弄堂里，到了夜晚，更是寸步难行，纳凉的人已将有限的空间全占据了。

　　就在夏至之夜，座落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中，闯进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九爷，九爷!你要为我主持公道!”

　　在会馆里被炎热折磨了半夜而依然无法入睡的安徽汉子们听见喊声，立刻全部坐了起来。不用问，来人是安徽同乡，从他那独特的“爷”字的发音上，可以断定他是皖中合肥一带的人。

　　被称作“九爷”的人住在会馆后面的另一个小院里，这里有几棵参天的梧桐树，茂密的枝叶把小院遮得严严实实，显得很僻静。

　　“九爷”30岁多一点，脸色不黑不白，身材消瘦，站起来并不高大。他的眉毛很短，眼神很和蔼，虽是单眼皮，小眼睛，但透过那和蔼的笑意，依然能让人觉得他的眼睛有慑人魂魄的力量。

　　“九爷”把那汉子让进了自己的卧室。这里是“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核心地带，旅沪皖人一系列惊世骇俗、叱咤风云的壮举都是在这里酝酿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