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世纪初的上海风起云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新旧结合充满这黑暗与希望的地方。王亚樵初去上海，只为了逃亡。在1913年秋，王亚樵一行人来到这里后，两眼漆黑，举目无亲。由于受通缉，他必须隐姓埋名的活着。可后来，他怎么成为“斧头帮”的帮主，有是“民国第一杀手”，这个先从他组建斧头帮开始说起。

安徽会馆求救济遭拒绝

　　开始，由于身上带着钱，王亚樵一行的日子还好过。到了第二年春天，带来的钱全用光了，不要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了。没有办法，王亚樵和手下决心到安徽会馆去试试运气，看看那里能否收留他们。4月中旬的某一天，王亚樵带着唐幼文、郑益庵等人来到座落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

　　主持会馆的馆长是个瘦老头子，小鼻子小眼，脑袋上拖着一条细长的辫子。王亚樵一看，就知道是个封建遗老，心里当时凉了半截。果然，当王亚樵他们说明来意后，馆长慢条斯理地说：“我这会馆的确是为安徽人服务的，但来此落脚的人，必须有人引见、做保，不然，我知道他是真安徽人，还是假安徽人呢?是安徽好人还是安徽坏人呢?”

　　“请你相信我们，馆长先生。我们都是真正的安徽人，是安徽好人。”王亚樵说。

　　“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坏人的。”馆长说完，摆摆手，晃晃悠悠进里面去了。

　　唐幼文要追进去，王亚樵摆手挡住了他。

　　“没有用了，我的话已经说到尽了。”

　　临走时，他们打听了一下，馆长名叫余诚格。当年，李鸿章在沪上建起安徽会馆时，就委任他当馆长，已经有30多年了。

　“请你告诉你们余馆长，我们以后还是要回来的。请他早一点把头上的辫子剪掉，不然，到时候我们动手替他剪。”临走时，王亚樵对会馆的守门人说。

　　为了生存，王亚樵和唐幼文、郑益庵等人来到码头上，当搬运工人。没想到，当搬运工人也不成。码头上的地段全部被别人划分好了，没有他们插手的余地。当一艘轮船靠岸后，王亚樵和郑益庵上前一人替一个旅客提了一个箱子走出来，刚接过客人的钱。几个粗壮的汉子上来了：“小赤佬，敢从老子的碗里抢肉吃，找死啊：“

　　“凭什么骂人?”郑益庵有些气不过。

　　“骂你?骂你是便宜你。快把钱给老子交出来，不然老子就要揍你了。”

　　“谁都能欺负我们，妈的，老子不给，你怎么样?”

　　郑益庵刚说完，一个汉子就扑上来了。令这几个码头上的打手没想到的是，看瘦弱的郑益庵好像不经意地往旁边一闪，一只手在那汉子背上抹了一下，那汉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脸碰在了水泥地面上，蹭得稀烂!其他打手都冲了上来，王亚樵一挥袖子，“奶奶的，这么长时间，一直受窝囊气，今天就好好地出一口气吧!”这一群流亡者，都有一身功夫，一打起来，码头上的人不行了。如同是背面口袋一样，那伙壮汉一个一个都被摔倒在地上，直到爬不起来。

　　“误会!实在是误会!敢问几位大爷，能不能赏脸，小的请你们喝茶。”这时，一个头目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几位大爷一定请赏脸，这码头今后有我干的吃，不会只给几位稀的喝。”

　　王亚樵一行跟着小头目去了茶楼。小头目在喝茶时说：“以后请几位在家歇着，到月我会把钱送去。”原来，他是怕王亚樵他们时间长了把这片码头给占去。

　　王亚樵一行原本也就是为了吃饭才来码头上当搬运工人的，现在有人管吃饭，不干活，当然是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