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前往东都，留李弘于京师监国。当时的宰相戴至德、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于是受命辅佐太子。可李弘由于“多疾病”、精力不济而无法打理政务，所以在监国期间，“庶政皆决于至德等”。

　　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18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此举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于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他分劳。直至上元二年，李弘的健康状况也未有所改善。就是在这时，高宗向李弘表示，一旦他的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李弘的心情愉快起来，进而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极度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致“俄迁上宾之驾”。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作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而《旧唐书》中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旧唐书》《唐会要》更是记载了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

　　虽然多种史料和当时民间的普遍看法都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但是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学者以高宗的那则官方声明为主要依据，反驳武后毒死李弘的说法。理由是：高宗的那道制书是在李弘死后第一时间发布的，所陈述的事实自然要比成书较晚的《资治通鉴》等书更为可信;李弘长期患病，最后病情越来越重，不治身亡也是很自然的;武则天既然能够控制高宗，就未必不能控制李弘，所以没必要冒风险杀他;武则天要实现称帝野心，最大的障碍应该是高宗而不是李弘;李泌对肃宗说的那段话只是政治说辞，针对的是政治而不是历史;举出骆宾王在其《讨武曌檄》中把武则天杀姐屠兄，弑君鸩母的所有丑事一股脑儿都给揭发了，却唯独不提鸩杀李弘的事情为证，这足以说明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

　　那么，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值得商榷。

　　第一，古往今来，官方面对重大而敏感的突发事件，首先抛出的声明往往是为了稳定局面和安定人心。所以，不管李弘之死的真相究竟为何，高宗都只能公布那个在政治上最正确的“真相”。

　　第二，李弘诚然是一个病恹恹的药罐子，可高宗何尝不是呢?既然高宗可以一直这么病歪歪地活着，而且在李弘死后又活了八年，那凭什么认为李弘就一定会早亡呢?如果说李弘罹患的肺结核在古代属于不治之症，自然会比高宗早死，那么高宗不仅患有风疾，还患有肺结核、疟疾，其健康状况更糟。

　　第三，武后能够控制高宗，就一定能够控制李弘吗?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不仅是李弘的性格和政治立场一贯与武后相左，更因为李弘的背后是整个宰相集团!由于高宗的特意安排，当朝宰相几乎都兼任东宫属官，并且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反武派。一旦李弘登基，由这些宰相执掌朝柄，武后不要说想控制李弘，恐怕连自己的命运都不一定掌控得了。所以，就算鸩杀李弘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武后也没有理由退缩。更何况，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步一步走到天后的位子，在武后漫长曲折的权力之路上，有哪一步不需要承担风险呢?有哪一次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