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的这些谏疏起到了完善统治措施，维护统治者形象的作用，从爱惜民力的根本上保护了统治者的统治。从这些谏疏的题目和内容来看，我们还可以认为狄仁杰是支持武则天统治的措施的，因为狄仁杰是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直臣，一旦他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不对，必会据理直谏。但从这些谏疏来看，狄仁杰只是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替那些随从反叛而不起什么重要作用的随从者说几句公道话，要求待人从宽等方面进谏，于关系国家大事的举措上并无什么微词，可见狄仁杰是支持而且愿意落实武则天的施政方针的。

　　对于狄仁杰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武则天也以极大的恩宠和信任进行回报。

　　第三，狄仁杰具有目光远大、能够洞悉他人的本质和比较准确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趋势的能力

　　在遇到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能够为武则天能够作出正确决定提供宝贵的意见。武则天晚年时一直被是立自己李姓的儿子为太子还是立与自己同姓的侄子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问题而苦恼。

　　狄仁杰认为武承嗣等人德、才都不足以胜任天子之位，而李姓子孙虽德才也教武则天为差，但相比而言，把江山社稷交给李姓子孙要比交给武承嗣、武三思这样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而且这样做也能得到大多虽德才兼备但不愿效力于武周的人才的支持。所以，在立嗣的问题上一直倾向于让武则天在身后还政于李唐的做法。这不仅是考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也是从维护武则天的利益的角度出发。

　　我国一直以来对祖宗祭祀和身后谳飨的事都很重视，直到今天每逢清明节大多数人家仍要祭祀祖先，在唐朝这种思想当然更为人民所重视，狄仁杰认为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劝武则天从考虑儿子与侄子孰亲和身后受祭飨的角度出发，立武则天的儿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这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武则天本人都是利大于弊。经过几次劝谏，终于使武则天打消了立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念头，使李显当上了太子，为以后武则天还政李唐做了准备。

　　第四，狄仁杰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

　　狄仁杰一生中，曾两次任抵御少数族入犯的命官。

　　一是在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动。狄仁杰被征为魏州刺史，在河北、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布置防务。当时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人来侵，命令所有的百姓尽数入城，缮修守城工具。狄仁杰到任后，将被迫入城的百姓全都放回家务农，他认为“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结果，契丹人为狄仁杰胸有成竹的做法所震慑，“闻之自退”。

　　二是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突厥进犯河北，狄仁杰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征讨突厥，后又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处理善后事宜。

　　在两次征讨入侵和安抚当地百姓的过程中，狄仁杰对如何靖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中予以表达。他认为要安定边境，中原地区首先要稳定，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指出“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认为边陲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种，得其人不足以赋税”，应当采取以夷治夷的做法，使中原无远戍之劳。另外，应对边界加强守备，养精蓄锐以待敌，“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 “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如此数年，则强敌可不攻自服。 　　狄仁杰的军事政策是民本思想在军事上的一种反映，这是封建国家用来安定社会，维护统治的根本，它符合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保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