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反对，认为造大像是一件白白浪费人力、物力的巨大工程，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劝武则天说“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并特书《谏造大像疏》予以阻止，武则天虽然好佛，仍然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遂罢其役”。

　　在狄仁杰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时，为维护国家法度狄仁杰对唐高宗犯颜直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仍保持着对皇帝面折廷争的作风，反对一切他认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宋朝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说“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平广记》评价他时说他“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由于遇到了对狄仁杰比较了解和信任的武则天执政，所以面折廷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反而加大了他对社会的影响，成就了他的赫赫政绩。狄仁杰每次直谏必定是从维护国家法度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到底。

　　狄仁杰对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佞臣虽然勇于打击，决不手软，但是对于那些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同僚却一笑置之，不予追究。当官至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这样的高官后，武则天问狄仁杰“欲知谮卿者乎?” 狄仁杰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4]既不愿查得罪他的人，更不愿利用官职挟私报复，体现了他宽阔的胸襟。

　　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使得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人品非常认可，能够相信狄仁杰在处理政事时是真正地从国家大局出发，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考虑个人的私利，这一点对于武则天能够真正信任狄仁杰非常重要，这是以后狄仁杰在与武则天产生冲突时，武则天总能够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认可和重视狄仁杰的意见的根本。

　　其次，狄仁杰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

　　在辅助武则天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赢得了武则天很高的信任。“大周革命，万物惟新”这既是武则天的心声，也是狄仁杰的政见。

　　国家需要能够坚定而正确地推行政令的能臣，对这样的能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不吝于高官厚禄，武则天也不例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所任官职共计18种，其中除了军事重任和被贬之官职外，其余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央重职。

　　如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三年(686-687，即武则天称帝第二年和第三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工部是我国封建国家三省六部中的重要一部。此职因掌工程而涉及到对全国的民力使用和国家的工程开支。秦朝、隋朝两个朝代之所以民不聊生、起义四起，终至迅速灭亡，大兴土木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见，狄仁杰所任官职的重要。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官侍郎掌管土地和人民，判尚书为兼职尚书，凤阁鸾台即门下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就是实际上的宰相。

　　圣历三年(700)狄仁杰为内史，也就是宰相。在封建国家里宰相既是皇帝最重要的助手，也是国家施政方针的重要执行者和监督者。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多年，不担任宰相期间又在地方上担任重要的军事官员。由此可见，武则天是深信狄仁杰是能够坚决执行她的政治措施的。

　　关于这一点，在狄仁杰犯言直谏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在《全唐书》中，一共保存了六篇狄仁杰的进谏疏，它们分别是《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谏造大像疏》、《谏杀误斫昭陵柏者疏》、《乞免民租疏》。这六篇进谏疏主要是从考虑人民疾苦出发请求减免或降低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与剥削，而无一篇是反对统治者大的施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