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杨朱《杨朱》，又名《达生》。全篇畅言当生之乐，晓谕生死之道。文中”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论调，以及“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主张，堪称千古罕有的异端“邪”说。但刘向在《列子新书目录》中所称“杨子之篇，唯贵放选。”则未免以偏概全，支离其说。文中，杨朱将名实关系两两分离，认为名未必符合实，实也未必依附于名。他列举管仲、日恒、尧、舜、伯夷、叔齐等人的不同际遇，证明社会上存在着种种“实名贫，伪名富”的不公平现象。唯有死亡才能够消解尘世间的这些贵贱等级，并且卸下所有仁义道德的虚浮光环，让仁圣凶愚死后同样化作腐骨。由此反观充满苦难的历史进程与飘忽无定的短暂人生，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当下的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与之相比，任何的生前虚名或是死后荣耀都无异于伤生害性的“重囚累梏”。凡俗之人，顾忌着刑赏的尺度、名法的教诲，行为处世往往前嗜后瞩，即便有幸得享百年之寿，也不过做了礼教与名利的傀儡。公孙朝、公孙穆酗酒作乐，端木叔散尽家累，在常人眼中自是狂放之徒。

　　殊不知杨朱正是通过这两则寓言昭示天下，应当抛弃造作虚伪，不为功名所误，不为利禄所累，乐生逸身，任性纵情，才是悟道真人。篇末，杨朱又唯恐矫枉过正，故而转回名实之论，表明在“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的现实中，“名”与“实”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但若是在缘自本性的欲求之外，还去追求多余的功名利禄，那就是贪得无厌，成为他所鄙夷的“守名而累实”。可见，杨朱学说本为批驳俗世虚荣，解脱纲常教化，并非肆意妄为。及至后人曲解，才让他无端担起了自私放纵的万世恶名。《列子》没提倡纵欲，杨朱的《杨朱》篇更没提倡纵欲，而是崇尚超越一切欲望和外在事物的自由。摆脱某些有形无形的束缚、不拘泥于形式、但要知止。

　　故杨朱篇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大体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端木叔是杨朱学派所说没有达到全性保真而“不能自胜则纵之者”，即使是没有达到全性保真的“不能自胜则纵之者”的人，杨朱学派认为也不是假仁大伪的礼教假君子可以比的，这是杨朱与儒家相非得结果。

　　说符《列子》全书，始以《天瑞》，终以《说符》，首尾呼应，自成一体。古时以所谓天降“符瑞”，附会与人事相应，叫做“符应”。“符”，有符信、符验的含义。“说符”，即谓“道”与人事的相互应验。全文通过三十余则寓言和说理，对“道”与“智”、“名”与“实”、“形”与“神”、“贵”与“贱”、“时机”与“变通”、“久利”与“暂得”、“持身”与“治国”等多对关系进行了多个角度的论述。世事无常，祸福相倚。因此，列子认为为人处世应当做到“持后而处先”，对于事物的存亡变幻，也应当透过其表面来“寡其所以然”。一方面要“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全身远害，避免重演郄雍的悲剧;一方面也要拥有“授隙抵时，应事无方”的智慧，领会“先迕后合”的圣人之言，进而懂得各种看似无关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积来已久的缘由。然而世人多纵欲迷性，重利轻道，贪图一时所莸，不念长久之积，所以才会闹出“宋人拾契”、“齐人攫金”那样的笑话。唯有舍末明本，“归同反一”，因名求实，得其髓而弃其粗，才能一睹天道与人事之间的绝妙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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