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颜回《仲尼》，一曰《极智》。孔子本为儒家先贤，修身治国也是历代儒者所关心的话题。然而面对“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的严酷现实，儒家的诗书礼乐往往失去原先济世勘乱的作用，而变为弃之可惜、革之无方的摆设。此刻，须由“体神而独运，忘情而任理”的道家思想出场，来给予迷惘的贤臣士子一份圆融静定的安宁心态。本篇列子便有意借用孔子的形象和言论来阐释这种“有易于自者无难于外”的修身理论。文中以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引出“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的观点。
列子认为，摒弃礼教和变革社会都不过是显露形迹的有心作为，唯有保持内心虚静，才能泰然应对纷纭莫测的时局。同时，针对凡俗一味纠缠于外在细节，只知运用感官妄定是非的浅陋偏见，列子又提出判断圣人的独特标准：圣人通融于大道，故而在内修身，则能“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在外治世，亦可“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嫣。”篇末，列子为了预防矫枉过正，又将’默而得之而性成之”的圣人与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加以区别对待，申明圣人之智寂然玄照，通理而无所偏执，无为而惠及天下，后者却好像聚块积尘，只不过是繁华人间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罢了。这不由使人想起孔子那句至理名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无能也。”(《论语·宪问》)汤问《汤问》一篇，笔锋横扫天下，尽显天地至理。
文中载有诸多超逸绝尘的神话传说，极言天地之广阔无垠，万物之繁荣驳杂，以期突破世人囿于视听的浅陋常识，消除种种流于表象的巨细、修短、同异分歧，列子先借由殷汤与夏革的对话，畅谈时空的无极无尽，并且难能可贵地表达了“天地亦物”的宇宙观;再通过大禹和夏革的两段言论，说明自然界的生息变幻以及人世间的寿夭祸福都是无所待而成，无所待而灭，即使博学多识的圣人也未必能够通晓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好比四方八荒的政风民俗，彼此相异却未足为奇，因为它们都是在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下“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属于自然而然的产物，万事万物既然不可以凭借有限的耳闻目见来臆断其是非有无，那么通达大道的至理名言自然也无法按照惯常思维去理解其深刻内涵。所以列子有以詹何持钩、扁鹊换心等寓言故事来譬喻为人处世所必须葆有的平衡状态，亦既“均”。
“均”于术，则可以内得于心，外应于器;“均”于技，则可以聆高山流水，响遏行云。事实上，文中讲述的所有诡异奇特的技艺，都是为了将人的作为巧妙上推于道的境界，由此，“乃可与造化者同功”。只可惜，至情至理往往命同孔周三剑，虽为代代相传的至尊之宝，却只能”匣而藏之”，即使偶现其光，也被疑为了无用的废物或是荒诞虚妄的谣传，从而被迫“无施干事”，适形避世。 力命列子画像本篇围绕天命与人力的矛盾关系，展开一系列论证。在杨朱看来天命超越于人间所有道德、强权、功利之上，自为人人所不可企及。它看似无端无常却与每个人的遣际息息相关，世间的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由它来决定。天命本身并不具备判断是非、主持公正的独立意志，也不怀有任何赏善罚恶的目的，它总是“昂知所以然而然”，所以历史上与现实中才会出现“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等诸多颠倒混乱的社会现象。文中列举管、鲍至交，小白用仇的史事，却推翻世俗所谓善交、善用能的既定之辞，而将其缘由归结于“不得不为之的天命。同时辅之以子产诛邓析之略说，仍将其目果追溯到“不得不为之”的天命，与前文互为影响。道法自然，故而“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于，鬼魁不能欺”。
与其揣摩天意，机关算尽，希冀凭惜小智小识改变自身的贵贱寿夭，不若学季粱安命以待疾，东门是丧子而不忧。只要领悟了“至人居若死动若械”的境界，对于天命能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则自当不受外物纷扰而与天地同运。但若一味无情，放任天命，亦难免使有志之士心寒。大恋所存，虽哲不忘。杨朱虽然皆量子之口嘲笺了齐景公登临流涕的短见，却又在篇束指出，农，商、工、仕，皆有否泰之命，然趣利逐势，亦是人力使然，势在必行，逆过既是顺。可见并没有完全否定存在的意义与人力的作用。“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此言此语，与其认作是一声无奈的慨叹，不若看成是杨朱遍经世事沧桑之后，对于至德之世隐晦而又痛心的哀悼。为杨墨相非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