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盐法”，即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五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

　　无奈之下的夏原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也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却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

　　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代，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原吉却反对用强，反而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是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

　　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原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做到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

　　而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但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原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原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原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帜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抄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原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一石一贯宝钞，上升到五十贯宝钞。

　　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帜登基，赦夏原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原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三百贯换一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原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原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