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大家便满是叹息，叹息过后探讨其勤政尚且亡国的原因，无非是薄情寡恩、多疑自重等。可在崇祯年间竟有一位辅臣，从始至终都让朱由检言听计从，即使最后战败而死，朱由检也只是心痛叹息而不忍加以责难，他便是被朱由检视为救国希望的杨嗣昌。

　　一：一见如故、深受重用

　　杨嗣昌出身于名门之家，自幼潜心科举，入仕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天启年间，杨氏父子不与党争也不愿依附魏忠贤，便一同返乡归隐。等到朱由检即位除掉阉党以后，杨氏父子便又被重新起用。但在崇祯四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因为安抚流贼失败，按律当斩，杨嗣昌三次泣血上书，表示愿意代父受死。朱由检被其恩义感动，竟然破例放过其父，甚至还慰勉嗣昌尽职任事，这对君臣也自此有了直接的交集。

　　缘分说来很巧，朱由检自从接触杨嗣昌后，便一直偏袒有加，一路将其提拔升任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后来又因满清入塞，时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朱由检下旨将正处于丁忧的杨嗣昌提拔为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感厚爱之恩，每次上书都尽陈其思，朱由检常称赞他有异才，常叹“用卿恨晚”。“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朱由检遇到这样一个熟悉政务军事，又一心无私报国的杨嗣昌，怎么能不喜欢。

　　同时朱由检杀掉魏忠贤后，重新启用东林旧人，但此时的东林党人却是更加党同伐异，朱由检越来越感觉朝政无法掌控。此时却适逢与自己性格观念十分契合的杨嗣昌，他能完述已之所思、解已之所惑同时又从不参与党争，所以朱由检就更加看重杨嗣昌，有意培植其在外廷制衡其他势力。

　　二：主宰朝政，毁誉参半

　　国人常以成败论英雄，而杨嗣昌不与党争又不善拉拢臣僚关系，最后兵败而死后，朝官纷纷要求定罪，史书也对其功劳语焉不详，导致后人常将他定位为无能误国之辈。可事实并非如此，透过仅有的史料对其一生的描述，可以看出一个忧国忧民但被用错位置的务实型官员。

　　杨嗣昌最为人们注目和争议的两件事分别是“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策略以及对清议和之举。虽然为两件事，但是二者前后有着极大的因果关系。

　　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一职。上任之后便提出“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以及对明廷未来施政的三点规划来保障剿匪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攘内必先安外，主张先对清军求和，保障边疆稳定，设定限期一举剿灭叛军，休养生息、积攒实力后再与清军对决;

　　二、足食然后足兵，采取因粮、溢地、事例、驿递等四个途径筹措军饷，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

　　三、保民方能荡寇，下令各州郡县训练兵士守卫本土。

　　这“四正六隅”计划是杨嗣昌观察农民军屡剿不尽的形势下，为了对付农民军四处流动作战而提出的张网之策。此作战方针下达之后，各省督抚以及将领在杨嗣昌的监督下，围剿农民军一时让朝堂上下看到曙光。

　　崇祯十一年二月，流窜于湖广一带的张献忠和刘国能走投无路向官军投降。崇祯十一年十一月，李自成落魄到仅剩十八骑逃入商洛山间。农民军起义彻底陷入低潮，官军剿匪之路已经走到最后一步。这一政策的制定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说是十分正确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是一个较好的作战方针，需要更好的后续措施来保障其顺利执行，现实情况却是三点规划全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