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御驾亲征率军攻打宁远。当时的努尔哈赤号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但到了镇守宁远的袁崇焕面前，这一神话被打破了。

　　崇祯元年(1628)四月，崇祯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崇祯帝召见了袁崇焕，面对这位年轻气盛的新君，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这一番豪言壮语让崇祯帝信心大振，同时，袁崇焕由于之前的教训，出征之前就提出了自己的隐忧，怕再被权臣掣肘。崇祯帝为了打消袁崇焕的担忧，不惜赐给他尚方宝剑，由此可见他的决心。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即位，继续对明朝发动猛烈进攻。他知道袁崇焕是明朝的不倒长城，宁锦防线太难突破，便设计绕道蒙古，避开守卫森严的山海关，进攻北京。袁崇焕早已料到这一举，便两次上书崇祯皇帝，可惜都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最终，这一令人恐怖的后果果然被袁崇焕言中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六日，后金的八旗军兵分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当时，镇守蓟镇的军队军纪废弛，城墙也年久失修，根本无法阻止后金军的进攻。三十日，后金的军队就已经打到了遵化城下，距离京师只有一百五十千米。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这时，明朝上下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所在，反而听信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诬陷和皇太极的反间计，将大将袁崇焕以通敌叛国的罪名逮捕入狱。在囚禁审讯半年后，崇祯三年(1630)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的罪名将他残忍地凌迟处死。可怜这位曾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最终未能马革裹尸，只能在刑场上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与此同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声势日渐浩大，成为明王朝灭亡的定时炸弹。李自成本来是陕西米脂的放羊娃，在崇祯二年(1629)揭竿造反，后来因为勇猛而有谋略，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后来，他在起义军中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战略方针，名望渐高，在高迎祥死后，便做了新一任闯王。

　　当时，农民们饥寒交迫，而李自成打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赢得了大片人心，部队很快发展到百万人之多。崇祯十年(1637)，明朝的大将杨嗣昌会兵十万，增饷二百八十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主张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将他们各个击破，最后歼灭。这一策略很快便有了效果，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十七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可是，内忧外患相伴而生，眼看着李自成的起义军已经几近灭亡，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皇太极的清兵又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了。这个关键时刻，到底是攘外，还是安内，朝廷又出现了政策的摇摆。当时，杨嗣昌坚持“安内方可攘外”，力主与清议和，但以宣大总督卢象升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坚决反对。对于两派的意见，崇祯帝也是合战不定，最终急调洪承畴等人东去勤王，所以李自成便幸运地大难不死。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襄阳称王，同年在河南临汝歼灭了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乘胜占据了西安。次年正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正式称帝，年号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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