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历来只分忠奸，直到有了魏征，才出现新的提法。魏征独创了良臣概念，并把良臣和忠臣作了严格界定，各自确立了标准。很长时间里，他执著于良臣理念，用心走良臣之路，为政坛留下了一个神话。为什么魏征能负此盛名，他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魏征生于公元580年，巨鹿曲城（今属河北）人。家族平庸，没多大背景，其父做过县令，死得很早。他从小潜心读书，读得有些过头，以至于不想种地，不愿经商，只好去当道士。在道观，他还是痴恋书本，苦学不辍，有段时间，还钻研了纵横学说。隋大业末，他脱下道袍，参加了反隋武装，先后服务于李密、窦建德和李建成。玄武门事件后，他被李世民收归帐下，从七品官开始，一步步做到丞相，643年辞世，终年65岁。

 

　　身居道观，他是化外之人，离开道观，不过是个书生。战争年代，书生不能冲锋陷阵，不便当英雄好汉，时常不受待见。他很想露几手，曾炮制过若干谋略，写下许多漂亮公文，但从未真正受过重视。幸运的是，李世民给他提供了机会，成就了他的良臣梦想。从古至今，尽管官员多如牛毛，史上留名者也不计其数，但称得上良臣的却寥寥无几。为什么魏征能负此盛名，他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他是个建设性的思想家，其政治理念和统治者不谋而合，这是他成就良臣的根本条件

 

　　良臣良在思想，功在建设。早年苦读，让魏征找到了攀登的梯子，获得了思考的高度；社会动乱，为他揭开了现实之幕，提供了深度思考的客观条件。他的很多结论，至今人们仍然耳熟能详，仍具有建设性力量。他曾遭遇过身份困惑，在别人眼里，他是书生，谈天说地尚可，写写文章也行，别的却无以为用。在李密那里，他是文学参军；在窦建德处，他任起居舍人；在李建成手下，他做太子洗马，说到底，都是书生角色，舞文弄墨而已。他曾向李密献过谋略，关键时刻也提出过正确主张，但说了也白说，没人予以关注。

 

　　从隋大业末至唐武德末，十余年间，他表现平平，功绩不多，在若干重大事件中，说不上话，插不上手。但是，玄武门事件后，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魏征终于有了锋芒，开始政坛走红，几乎所有的朝政问题，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拙于破坏，精于建设，其思想深刻而质朴，是巩固统治、建设政权的绝佳构想。太宗李世民对此深有感触，曾说过：“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

 

　　他的思想，就内容而言，原创并不多。但是，他紧盯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对前人思想予以重新概括和有效整合，系统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思路和办法，完全具有创新性意义。他认为统治者要牢记前车之鉴，“居安思危、戒贪以俭”；要正确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慎用民力，减少徭役；要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广开言路，闻过则喜；要贯彻劝善罚恶的理念，“明德慎罚”，防止“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要坚持德义治国，营造诚信风尚，确保“内外无私，上下相信”；要知人善任，任之不疑，亲近君子，远离佞臣，等等。这些思想，暗合了李世民的政治追求，被李全盘笑纳，并广泛用于政治实践，终于打造了贞观盛世，也让魏征成了一代良臣。

 

　　走良臣之路，不用方法也许就是最好的方法

 

　　实现人生目标，必须选择方法。魏征的良臣追求，却没走这类老路。从政为官，他不需要铺垫和委婉，没有方法技巧和手段。他始终裸露着直白着，行走于庙堂之上，说话不讲场合，批评不顾及领导面子，甚至得理不让人，直到对方退让为止。这就是魏征：一个没有顾忌的人，不讲方法的人，被称作唯一诤臣的人。然而，这是真的吗？须知，官场讲究多，忌讳更多，说真话绝非易事。时至今日，因言获罪仍不可避免，敢于直言而遭遇不公者亦不乏其人。但是，司马光证实，魏征和那个时代都是真实的，不仅魏征，李世民手下还有若干个性鲜明、敢说敢为的官员。当然，说魏征不用方法，只是说他不用传统之法，抛弃了做官谏言的俗套。根据《资治通鉴》记述，他的良臣路数还是有迹可寻的。

 

　　魏征把握了三个要点：一是他把李世民推上圣君之路，从而为自己做良臣打开了空间。李世民追求贤圣，意欲建千年伟业。这一点，魏征看得最清楚。他屡屡利用机会，鼓动皇帝效法尧舜，走圣君之路。在他看来，皇帝求圣，臣子才能求名。每次奏事，魏征都忘不了说说尧舜，摆摆人家的丰功伟业，让皇帝自愧不如。遇到有争议的问题，只要魏征一提尧舜如何如何，皇帝立马服气。李世民曾多次表白：“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当然，这样的日子不太好过，过起来也不舒服。对此，李世民体会最深，他说过：“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就这样，魏征成功地帮助皇帝走上圣德之路，使之不敢回头，他则紧随其后，推销他的理念，实践他的梦想。

　　二是他善于借题发挥，以事喻理。魏征没有著书立说，不作宏大论述，只是通过劝谏，针对问题阐述政治得失。比如，李世民曾下令征兵，包括年龄虽不够但躯干长大者。魏征反对，指出不能无视年龄，否则就是失信，并借机大讲无信不立的道理。皇帝心悦诚服，竟自责说：“朕过大矣。”再比如，濮阳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免官，该人曾在秦府工作，系李世民的老部下。李动了感情，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征却不干，指出：秦王府的人现都在各地做官，如果迁就照顾，有罪不罚，天下将无以为治。皇帝只好作罢。

 

　　三是从自己做起，营造知无不言的清正之风。在他看来，做良臣就要敢说真话，知无不言，宁肯把话说过头，惹上面不高兴，也不能藏着掖着。千里之外的高昌王想赴京朝贡，皇帝很兴奋，他却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有实际意义；大臣们建议太宗封禅，他以为封禅是图虚名，必招实祸。他说话直截了当，说了就坚持，从不妥协。皇帝对他既敬重，也有所顾忌。有一次，皇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还有一次，因为魏征说话不客气，皇帝备感羞辱，回宫后发着狠说：一定要杀了田舍翁（魏征）！话说完了，气也就消了，圣君还是圣君，良臣依旧良臣。

 

　　他不选择领导，也不取悦他人，唯凭忠直打造良臣之业

 

　　选择领导，事关个人前途，历来备受重视。过去有“良臣择主而仕”的说法，现代人炒老板更为流行。魏征有自己的信念和立场，在追求良臣的过程中，他没有择人的举动，也不刻意取悦他人。也许，他相信自己在哪儿都能轰轰烈烈；也许，他还没来得及作出选择。

 

　　他的经历比较复杂，最初，被隋朝武阳郡丞元宝藏召为属官，后在李密麾下公干，随李密降唐后，又被窦建德俘获，成了人家的起居舍人。四年后，窦建德兵败被杀，他又被唐太子李建成看中。数年间，他被呼来唤去，在多个互相敌对的领导手下工作。每次，他都很被动，都是人家选他。他既不推辞，也不逃亡，工作似乎也够认真。他长相丑，脾气倔，话不投机就拂袖而去。从属李世民之前，他一直是文吏，级别不高，难有上乘表现，但不管在哪儿，都有忠诚之举。他曾积极为李密建言献策，替窦建德加班工作，也曾屡次建议李建成干掉李世民。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认为魏征畜意挑拨自己兄弟关系，责令他说清楚。他却说：“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没为难魏征，让他当了詹事主簿。魏征的良臣之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若干年间，他竭诚尽忠，犯颜直谏200余事，对权力多有匡正。李世民对魏征评价极高，称之为镜，以为可以明得失。当然，魏征并非完人，有两件事让李世民心情不爽，其一是魏征推荐了两个人，称其有丞相之才，后来两人都犯了事儿，一死一贬；其二是魏征曾把自己的谏言诤词装订成册，私下送给起居郎传看，似乎想让人家写进史书，传之于后。

 

　　魏征是独特的，至今仍具风采。人们敬仰这位良臣，也希望身边多些魏征。至于自己，是否效仿，说起来大都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