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大志 义投瓦岗
　　隋朝末年，在隋炀帝的暴政统治下，反隋的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李密领导的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夺取了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威震中原的时候，隋武阳郡(在今河北大名县东)郡丞元宝藏也起兵反隋。为了统一反隋的步伐，无宝藏主动写信与李密联系。李密是隋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大贵族，自幼熟读《汉书》，很有才华，因不满隋的统治而参加了反隋斗争。元宝藏给他的信件，他看了觉得写得很好，写信者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派人打听这些信是谁起草的，有人告诉他是魏征，他就立即将魏征请去，让他主管军中的文书。这时魏征已经三十八岁。
　　魏征，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他生后第二年杨坚就推翻北周建立了隋朝，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隋朝度过的。魏征是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来迁居到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他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魏长贤博学多才，作过隋的地方官，但在魏征年幼时就去世了。由于父亲早逝，魏征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但他勤奋学习，酷爱读书，希望以后能作一番事业。当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他拿不定主意，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就出家当了道士。元宝藏和他是朋友，元宝藏起义后就把他请出来，动员他参加了起义军，负责掌管军中的文书。元宝藏给李密的信件，都是魏征起草的，因此他得到了李密的赏识，成了李密的部下。这时他向李密提过十条建议，但因瓦岗军这时在李密的领导下，正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李密很骄傲自信，并没有被李密采纳。
　　瓦岗军在李密的领导下，夺取了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济贫，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已经将洛阳城包围起来。困守洛阳的隋军，到处调兵遣将，与瓦岗军在洛阳周围反复进行了决战，双方损失都很大。这时控制了洛阳大权的隋朝大将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进攻瓦岗军。在王世充发动攻势之前，李密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当时魏征的地位低，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认为这次决战很重要，成败关系着瓦岗军的前途，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类似秘书长的官)郑颓说：“李密虽然在前几次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将士伤亡很多，钱财现在也很紧张，对有功的将士不能论功行赏。从这两点看，不可以与王世充打硬仗。最好的办法是，挖沟筑垒，打防御战。双方对峙久了，敌人粮尽，就会不打他而撤兵。这时再乘机追击，必然会取得胜利。”郑颈原来是隋朝的监察御史，投降李密后很受重用。他根本不把魏征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就讥笑他说：“你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意见!”魏征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转身就走了。

　　类似魏征的建议，李密的一个将领裴仁基在会上也提出了。他主张乘王世充出兵东下，洛阳必然空虚之机，在分兵阻击王世充东进的同时，以骑兵进击洛阳，迫使王世充回救，必然能两获全胜。但是很多李密的部下，轻敌麻痹，要求速战。李密同意了他们的速战要求，自己亲率大军驻扎偃师城北，列营而不设垒，结果在王世充的火攻与奇袭下，全军溃败，闻名天下的瓦岗军从此而消失了。
败归李唐 复入义军
　　瓦岗军失败后，李密率余部去长安投降了李渊，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了长安。李渊是隋朝的太原留守，他乘隋末战乱之机，起兵太原，不久就占领了长安，建立了唐朝。
　　李密投降李渊的时候，还有两万多人的余众。他到了长安，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封他为邢国公。但好景不长，不久他就被冷落，不再受到重视。后来他借李渊让他去洛阳一带招抚自己过去的部众之机，又打出了反对李渊的旗号，结果兵败被杀。魏征随李密到了长安后，因为是李密的部下，当然也不会受到李渊的重用。李密死后，他的一些旧部仍然活动在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驻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徐世勋，有比较大的实力。魏征为了取得李渊的信任，就自报奋勇，愿以自己的老关系，去到太行山以东地区说服李密的部下，要他们降附李渊。他的建议被李渊接受了，就任命他为秘书丞(管理国家档案图书的官)，去执行这个任务。
　　他首先到了黎阳，给徐世勋写了一封信说：“当初李密率瓦岗军起兵反对隋朝的时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几十万人响应，隋朝的半个天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后来被王世充战败，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因而投归了李渊。现在经过群雄的纷争，李渊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现在占据的黎阳，是取天下者必争之地，如果不早认清形势，作出打算，就错过机会了。”徐世勐看了魏征的信，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听说李密已经被杀，就决定投降李渊，但为了表示对李密的忠诚，请求收葬李密的尸体。他的要求李渊答应了。
　　徐世勋将李密以国君之礼，葬在黎阳山西南五里的地方。魏征也不避李密叛李渊自己受到牵连的嫌疑，出于歌颂瓦岗军的心愿，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他在墓志铭里，对李密这位农民起义军的将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李密的死，将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他的很多正确意见，虽然不被李密所接受，导致了以后的失败，但他对这位战友毫无怨恨之言，而表现出无限的赤诚之心。
　　魏征劝说徐世勋降唐后，徐世勋就从经济上支持了被窦建德打败的唐将李神通，使他自相州(今河南安阳)能撤退到黎阳，从而保存了实力。后来，魏征又去魏州劝说自己的老朋友元宝藏也归降了李渊。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窦建德领兵南下，攻占了黎阳，这时魏征正在黎阳，成了窦建德的俘虏。窦建德是农民出身的一个起义领袖，他起义后能与士兵共甘苦，所以得到了起义群众的拥护，成为占据河北一带的一支主要的反隋起义军。这时窦建德已在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长乐王，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魏征被俘后，他早已听说魏征的名气，就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官)。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渊命李世民率大军东征洛阳，进攻隋的残余势力王世充。王世充屡战皆败，洛阳形势十分危急。王世充为了摆脱困境，多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起初未加理睬。当王世充眼看就要被李世民所消灭，窦建德认为如果王世充被李世民消灭，对自己的处境不利，因而决定率军南下救洛阳。窦建德率十余万大军，很快就到达成皋(今河南汜水县西北)的东原，他致书李世民，要他退军潼关。
　　李世民围攻洛阳马上就可功到垂成，他当然不会因为窦建德的威胁，就前功尽弃。他留一部分人继续围攻洛阳，自己率精兵急奔虎牢关，阻击窦建德。由于窦建德刚愎自用，不听取部下正确的意见，与李世民军队在虎牢关采取正面决战的行动，被李世民用骑兵击溃，窦建德本人也被俘获。魏征看来当时也在窦建德的军中，但没有起什么作用。窦建德兵败后，他与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和裴矩等人，逃到沈州(今河北永平)，在窦建德的部下齐善行的建议下，以余众投降了唐朝。魏征和裴矩一起，又到了长安。魏征在李密的瓦岗军中有一年的时间，这次又在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中一年半，前后共在农民起义军中活动了两年多的工夫，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以后一生的政治活动，起了重要的影响。
太子洗马 鸿图未展
　　魏征到了长安后，因为又当了一段窦建德的部下，当然更不会被重视了。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为洗马，这是太子东宫主管经籍图书的一个小官。
　　这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斗争已经开始尖锐化。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并不稳。因为他的弟弟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后，就率军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很有势力，在大臣和将士中的威望都很高。这对李建成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魏征既然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为李建成招为洗马，就觉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担忧。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一带收复了窦建德的旧地反唐，魏征认为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机会。他向李建成建议说：“李世民功劳大，威望高。你长年在首都协助李渊处理政事，没有李世民那样显赫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了窦建德的一些散兵败将，人数不到一万，也缺乏粮草，他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击。这是一次很好的取得战功，结纳山东豪杰，以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好机会。你应该争取自己率兵去打这一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得到李渊的同意后，就亲自率军去攻打刘黑闼。在与刘黑闼作战过程中，魏征给他出谋献策，用瓦解对方军心的办法，宣布除刘黑闼外，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追究。这样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李建成同时也在河北一带安插了亲信，收买了豪强，使之成为自己争权的外援。魏征的建议取得圆满的成果。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先发制人，杀死了李建成和支持他的弟弟李元吉，李世民取得了太子的地位。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亲信，李世民马上召见他，并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这对魏征来说，是生与死的关头，回答不善，马上就可能被杀头。魏征这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很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小白(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见魏征回答的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华，就谅解了他。不但没有处置魏征，反而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这样，魏征由李建成的亲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谏议大夫 君臣一体
　　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就提拔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一个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
　　这时，李建成虽然被杀，但他和李元吉在各地的追随者，由于李世民采取了镇压的办法，所以人人自危，都在伺机反叛。魏征向唐太宗建议：“要不计旧仇，对他们处以公心，否则祸根就消除不掉。”唐太宗认为魏征的话有道理，就下令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过去的事。李建成在河北一带的部下，魏征都比较熟悉，唐太宗就派他为特使，去河北一带安抚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
　　魏征在出发时，唐太宗授命他可以遇问题酌情处理的权利。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遇到了两辆去长安的囚车，车中锁着李建成的护卫将军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他们两人都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从长安逃到了河北，被逮捕送到长安治罪的。魏征看到这种情景，就同他的副使李相客商量说：“我们动身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了诏令，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了。现在又把李志安和李思行押送长安治罪，其他人谁还再相信皇帝的诏令，而不增加疑虑呢？这样，我们虽然去安抚，人家也一定不会相信我们。现在如果把他们俩放了，不再问罪，那么在朝廷宽大政策的感召之下，其他人也就会归降了。古的时候，大夫出使，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自己做主。我们走的时候，皇帝给了我们便宜行事的权利，皇帝对我们以国士相待，我们也应该以国士的行动报答皇帝。”李相客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立即下令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唐太宗认为他们做得很对。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魏征圆满地完成了安抚河北的任务，因而更加得到了唐太宗的器重。
　　由于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们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坏话，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处此事；温彦博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讲理地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温彦博的这个报告，并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对此当然很不满，第二天他就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条心，这叫做一体。只有互相以诚相待，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只考虑检点行为，避讳嫌疑，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衰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自己支持温彦博的意见不当，就自我批评说：“你说得对，我作错了!”魏征乘机继续发表意见说：“我希望你让我作一个良臣，不要让我作忠臣。”唐太宗不解地问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么区别呢？”魏征回答说：“良臣身享美名，，君主得到好的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灭，只是得到了一个空名。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魏征的这番话，从政治上与唐太宗摊了牌，以进一步消除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话打动了，他连连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因此送给他绢五百匹。
以史为镜 编纂史学
　　李世民当皇帝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过隋末大乱之后十分残破的国家。怎么样治理并振兴这个国家，唐太宗心里也无数。他召集大臣们在一起围绕着自古以来政治得失的问题，特别是隋炀帝为什么失国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魏征对大乱之后治理好国家，信心百倍。他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了的人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唐太宗认为：“善人治理国家也要经过百把年的工夫呢!”魏征不同意，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必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成绩都太晚了。”当时的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在吹牛，唱高调，劝唐太宗不要听他的话。封德彝认为，“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秦朝想用严刑峻法，汉朝又用霸道，想把人心教化过来，都没有成功。魏征想用这些书生气十足的话，就把国家治理好，听他的必然败乱国家。”魏征针锋相对地质问封德彝：“如果说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那么今天的人都变成鬼了，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魏征认为：“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治理国家，而不是人民能否治理和教化。”
　　魏征认为，隋朝所以很快灭亡，是因为它扰民太多，唐初虽然不如隋朝富裕，但社会却很安定，就是尽量少扰民的结果。他认为，隋亡的最根本教训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如果百姓想休息而派他去服徭役，百姓生活困难又要他负担很重的赋税，国家的衰亡就是由这里开始的。魏征劝唐太宗要吸取隋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百姓要尽量使之“静”下来。
　　怎么样变隋末的“动”为唐初的“静”呢？魏征从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唐太宗进行了整顿和治理。
　　第一，不为了皇帝个人的享受，而滥用人力和财力。隋末在很短的时间内，凿运河，修东都，筑长城，大量征用民力，因而给人民造成莫大的危害。唐太宗为了避免大量动用民力，竭力不动或少动工程。贞观四年(630年)，为了减轻物资运往长安的费用；决定在洛阳修建宫室，以便皇帝定期去居住。这时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反对修洛阳宫，认为这是劳民的事。李世民看了很不满意，说难道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他才满意吗!魏征赶紧上书为皇甫德参解释说：“他的上书言辞过激了一些，但不激烈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太激烈又近于诽谤。”唐太宗虽然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可对皇甫德参，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后来陕西、河南一带因为大雨，淹了很多人家，这时唐太宗又要在洛阳修建飞山宫。魏征上书反对说：“隋朝所以败亡，就是因为皇帝为了个人的享乐，役使天下的百姓为其修建宫观台榭，使得大家无法活下去，才都起来反对他。现在有的宫观台榭，已经够居住了!如果想到隋的灭亡，还应当把大的宫殿毁掉，住在小的宫殿里，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舍不得毁掉，就住在现有的宫殿里，不再修建新的宫殿，这是次一等的办法。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满足旧的宫殿，又扩建新的宫殿，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了百姓的劳役负担，这是最下等的办法。”魏征警告唐太宗，如果大修宫殿，役使百姓，就可能造成隋末那样的大乱。唐太宗听了，就停止了洛阳宫的修建，把备用的材料送到遭水灾的地方，帮助农民修了住房。
　　第二，皇帝不要到处去游幸，给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隋炀帝是一个好到各地去巡游的皇帝，他每去一地，大批的官员和随从，都给沿途的百姓带来灾害。唐太宗当皇帝后，只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活动。有一次在去洛阳途中，住在显仁宫(今河南宜阳县)，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气。魏征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就劝唐太宗说：“隋炀帝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受，到处让臣民献美食，结果搞得民不聊生。现在因为下面供应得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皇帝，求得皇帝的满意。那样下去，奢侈一万倍，也没有满足的时候。隋末的大乱就又该出现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意见，比较注意节制奢侈浪费。后来，生产恢复了，经济形势好转，这时有的大臣就认为天下太平，鼓励唐太宗去封告泰山。魏征反对说：“皇帝的功劳虽然很大，但百姓受到的益处还不多；现在天下虽已太平，但财力还不十分充裕。隋末的战乱还只过去十年，国家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禅，说自己的功业成就，还为时太早。这个时候去进行封禅大典，必然耗费很大，赏赐很多，就是免去人民的租税，也减不轻人民的痛苦。去图虚名，而受实害，封禅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觉得有道理，就决定不去封禅了。
　　第三，慎重处理对外关系，不轻易用兵。隋炀帝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也招致了人民的暴动。这个教训对唐太宗和魏征等人，都是非常深刻的。贞观初年，外有强敌，内部又很困难，如果在对外关系上处理不当，就可能使已经十分衰败的经济，遭受更大的破坏。所以贞观初年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魏征等人一直坚持的原则是，务求内部安定，而不去扩展领土，只要中国强大了，与周围的各种势力就能处理好关系。所以对周围各族的求婚，大多满足其要求，提倡互相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处理互相之间的矛盾，不轻易动用武力。当唐太宗派出去西突厥立乙毗沙钵罗为可汗的使者还未还，就又派出了进行马匹交易的使者时，魏征就认为这有点薄义重利，好象唐朝把市马看得比立可汗还重要，即使能得到马，也已经失去了义。他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定要讲德、讲义，不要求利，更不要用武力去压人。唐太宗同意了魏征的意见，马上追回了市马的使者。
　　魏征强调要“静”而反对“动”，目的是帮助唐太宗巩固已经取得的天下。他认为：“静徭役就少，百姓耕作的时间就多，富裕得就快，富裕了就不会起来造反，君臣就可以长保富贵了。”“动”的统治只看到了眼前的享受，而“静”的统治却想到了长久的统治，可见魏征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的眼光要看得远多了。
　　魏征称唐太宗是一个“很注意研究古今的历史，从中找出治理天下经验”的皇帝。由于唐太宗是一位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皇帝，所以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魏征也以总结历史教训为目的，特别是总结隋亡的教训为出发点，参加进行了一些史学的编纂工作。
　　唐朝从李渊开始，就很注意前朝历史的编纂。早在武德四年(621年)，当全国的统一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的时候，李渊就接受了令狐德蔡的建议，下诏撰修梁、陈、齐、周、隋、魏六朝的历史，但因当时修史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未能在武德年间完成。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三年重新对修史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除《魏书》不再复修外，唐太宗命礼部侍郎令狐德菜和秘书郎岑文本修《周书》，中书舍人李百药修《北齐书》，著作郎姚思廉修《梁书》和《陈书》，秘书监魏征修《隋书》。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吏，但因房玄龄是宰相，事情较多，没有工夫过问修史的事，所以唐太宗后来又任命魏征为实际的总监。
　　魏征在主修《隋书》前，已有王劭写的《隋史》十八卷和王胃的《大业起居注》，但是王劭的书比较散乱，没有一定的体例，而王胃的起居注又在隋末战乱散失很多，不很完整，．所以可供魏征参考使用的资料并不多。为了弥补这个不足，魏征就利用当时还有很多隋朝遗老存在的有利条件，亲自去访问和收集。如孙思邈对以往的历史很了解，对很多事记忆得清楚，魏征就几次访问他，得到了不少可贵的材料。他还很重视私人家传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从中也补充了官撰史书的不足。
　　《隋书》的纪、传都是由当时的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起草的，这两个人都很有学问，对历史也有研究，所以写得都很有水平。再经过魏征的修改审定，力求达到简明和正确。经过这三位高手的撰修审定，《隋书》五十五卷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较好的一部断代史。《隋书》中的序、论，齐、梁、陈书中的总论，都是魏征亲自撰写的。它们都是总结和评论历史得失的短论，集中反映了魏征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进步历史观，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代王朝特别是隋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论著。
　　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五部史书同时修成，由房玄龄和魏征共同署名，进呈给唐太宗。唐太宗对他们能在六、七年的时间，完成五个朝代历史的编纂工作，十分满意，并各有嘉奖。魏征以总监之功，赏赐特别丰厚，加封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还赐物二千段，
　　魏征撰修的《隋书》中只有纪和传，而没有志。后来长孙无忌等又奉命补写了十志，共三十卷，收入《隋书》中，补了这一缺陷。
诤诤铁骨 砥柱中流
　　唐太宗是一个比较能听臣下意见的封建帝王，所以在贞观年问，君臣共商国事，互相能平等地讨论问题，政治比较开明，谏诤的风气盛行。其中敢于据理力谏，直言不留情面的，首推魏征了。
　　魏征本来并不是唐太宗的亲信，开始时唐太宗对他还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征有胆有识，敢于直言唐太宗的过错，匡正他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计较个人的安危，所以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他的正直，对唐太宗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威力。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可是迟迟没有动身，这时魏征正扫墓归来，听到这件事，就去问唐太宗为什么又不去了。唐太宗说：“的确有过游南山的打算，因为怕你说不是，所以又决定不去了。”
　　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十七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共有二百多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各个方面。魏征的谏诤一都能得到了唐太宗的鼓励和支持，所以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唐太宗将魏征的谏诤，比做一面镜子，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魏征前后共提的二百多项建议，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是很难做到的。”
　　谏诤的前提是皇帝能够听得进意见，所以当唐太宗有一次问魏征：“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的时候，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阐述。魏征认为，任何个人的才智都是有局限性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因为“皇帝身居深宫，对民间的事不能亲自看到，他必须通过大臣，才能了解到下情”，所以他要经常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不会与外界隔绝。对此，唐太宗也是同意的，他认为当皇帝，“要管的事情很多，如果一人独断，不去听取臣下的意见，是不可能处理好的。”唐太宗并不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不会犯错误，他一再向大臣们声明：“皇帝有了过失，大臣们要指出来”，这种看法对一个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正是唐初形成谏诤局面的前提。一般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强调君尊臣卑，一切由君主说了算，臣子即使看出了错误，也不能反对。魏征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认为，君臣要同心同德，才能治理好国家。君主再圣明，如果没有大臣的齐心协助，也是难以治理好国家的。唐太宗对此也是赞成的，他一再强调：“我与各位大臣，共同治理百姓。”所以他要求大臣们，“支持皇帝正确的东西，帮助皇帝改正错误的东西，这才是君臣共同治理百姓。”正是在唐太宗的倡导下，魏征才能作到犯颜直谏，也才能出现唐初那种君臣同舟共济，兼听纳谏，广开言路的政治局面。
　　唐太宗虽然欢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征反对他的意见时，并不一定总是愉快地接受的。唐朝规定十八岁的男子开始服兵役，为了多征兵，有一次唐太宗决定十六岁以上的健壮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当时皇帝的命令要大臣会签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作法违反了唐朝的制度，几次都拒绝签字。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问魏征为什么不签字，魏征回答说：“竭泽而鱼，并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扑不到鱼了。焚林猎兽，并不是捉不到兽，而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人也拉来当兵呢？”魏征认为，明明规定十八岁服兵役，现在把十六岁也征来，这就失信于天下了。唐太宗反问：“我有什么失信于天下的事？”魏征举了一系列例子，说明唐太宗已经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的事。唐太宗最后在魏征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不能征不足年龄的兵的情况下，才同意取消了这个命令。他对魏征说：“我原来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谏诤的结果，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恶恨恨地对长孙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老家伙!”皇后问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当众说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信。”皇后听后，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问：“贺什么呢？”皇后说：“君明则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贺。”这说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谏诤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征敢谏诤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个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谏诤的风气，所以才能使魏征这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不但能发挥谏诤的作用，而且没有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对隋末战乱的影响也渐渐淡薄了，所以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对大臣们的意见不那么听得进去了。这时魏征连续四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后来，唐太宗更加奢纵，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变化。魏征认为，贞观初年，唐太宗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大兴土木，关心百姓的疾苦，而现在却四处访寻珠宝，放纵嗜欲，追求享乐，还说：“不动用民力，容易养成百姓骄惰，让他们多服些劳役，才容易听使唤”；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够近君子，远小人，渴求人才，现在却只在表面上恭敬君子，对小人却亲热起来，听信小人的话，随便怀疑和斥退君子；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孜孜不倦地与大臣讨论治国之道，虚心纳谏，下情上达，知道百姓的情况，现在却自负功大，骄傲自满，·不愿再听下边的奏事，不再鼓励大臣们谏诤，而热衷于打猎游乐，故意兴师动众，向四夷问罪，夸耀自己的武功。现在各地发生了旱灾，坏人也在蠢蠢欲动，如果不知错而改正，后果不堪设想。魏征对唐太宗的这一警告是既及时而又尖锐的，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他把魏征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但是，这时的唐太宗已经功大而年老，他虽然赞扬和接受了魏征的忠告，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远远做不到了。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魏征反对，他认为治国不能单靠法，还要用仁义，峻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魏征反对法家的那种严刑峻法的办法，并不认为可以无法，而主张正确的运用法律。怎么样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呢？他认为是“公之于法”，就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大家要共同遵守，皇帝也不能例外。他曾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制定了法律，就要依法办事，决不可因为自己是皇帝，就随意改动法律，在法外加“法”，用个人的意愿来代替法律。
　　唐太宗感情容易激动，常因为个人的喜怒面滥行赏罚，他知道自己这种一时的感情冲动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提醒大臣们经常不断给他提出。有一次他任命瀛州刺史卢祖尚改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接受任命，后来又反悔了，借口自己身体不适，不愿远去交州。唐太宗派人去劝说，他仍然不愿意去。唐太宗当面动员，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认为他太不识抬举，一怒之下，让人当场就把他杀了。唐太宗过后也很后悔，认为没有按法律办事，处理过分了。有一次他和大臣们在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时，魏征借议论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很残暴，但和人讨论问题时，如果自知理亏，也还能听从别人的意见，这也是高洋的长处。”唐太宗也借机自悔说：“卢祖尚坚决不服从派遣固然不对，但也构不成死罪，我一时怒而杀了他，看来连高洋都不如了。”
　　在执法的时候，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魏征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处罚的时候，要不怕亲贵。要以公平为规矩，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贞观初，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还赃款解除职务的处分。他原来是唐太宗为秦王时的老部下，就向唐太宗求情，希望原谅他。唐太宗派人告诉他：你是我的老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的原因。我送给你一百匹绢，继续作你的刺史，以后注意不要再贪污了。唐太宗为了照顾自己的老部下，就不顾达律而徇私情了。这显然不利于执行国家的法律。魏征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上书反对说：“因为庞相寿是你的老部下，就不追究他的贪污枉法，而且还加以厚赏，留任原来的官。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贪污的不对。你过去为秦王时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以此来贪赃枉法，这样就会使廉洁的官害怕，影响不好。”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对庞相寿的处理。魏征还曾用“能为国家守法”六个字，表彰能为国家公正执法的法官薛仁方，同时揭露了皇亲国戚违法乱纪的事，以维护法律的公正。
　　魏征对执法者，要求他们要按实情来审理案件，反对严刑拷掠，旁求罪证，任意牵连别人。贞观七年(633年)魏征任侍中时，尚书省积压了一批久未解决的案件，因为办案的人员意见不一，一直未能处理。唐太宗认为魏征办事一直公平，所以就让他去解决。魏征虽然并不熟习法律，但他能从案情的事实出发，有事实根据的就定案处理，事实不足的就不予以追究，加以结案释放。因为他从事实出发，处理得当，所以大家都很满意。
劳累成积 与世长辞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得了重病。当时魏征家里没有正厅，唐太宗怕魏征死后发丧不体面，就停止了自己正在修建的一座便殿，把建筑材料拨给魏征，用五天的工夫就给魏征修起了正厅。唐太宗还根据魏征喜好素雅的习惯，给他送去了白色的被褥。魏征的病越来越重了，唐太宗不断地给他送药品和食物，并派专人到他家守护，随时把病情报告唐太宗。
　　唐太宗还亲自二次到魏征家探望。第一次，让左右的人都避开，两人单独谈了很久。第二次还带了太子和衡山公主，魏征勉强在床上披着朝服，拖着身子拜见了唐太宗。唐太宗悲伤地安慰他好好养病，流着眼泪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魏征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意思就是我不发愁别的小事，只担忧国家的兴亡。唐太宗带着衡山公主，是准备把她嫁给魏征的儿子叔玉，这时唐太宗对魏征说：“你再勉强看一眼你的新儿媳吧！”可是，魏征这时已经没有答谢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