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青天老爷”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而“老爷”常有，“青天”却不易见。在千百年来官民对立的紧张下，遥远的“皇帝”往往成为一般人心中最后可信赖的仲裁，最后的“青天”。清朝嘉庆帝对待民间词讼，常用“覆盆之冤”这句成语。所谓覆盆之冤，是借阳光照不进倒放的盆子里头的形象，来譬喻真情被遮蔽、冤枉无处申述，而皇帝自认为就是那一束照亮黑暗的强光。“进京告状”成了底层小民伸冤求公道的最后指盼，而统治者也仿佛给臣民开启了一条可以“直达青天之上”的梯道。所以长久以来，像“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洗冤成功的传奇在民间传颂不绝。李典蓉博士的专著《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依据台北故宫档案，系统研究了有清一代的京控制度，她告诉我们的历史，却没有多少“沉冤昭雪”、“得见天日”的大团圆气氛，真相只是在“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员，百姓不信任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也不信任百姓的循环里，百姓只好相信皇帝”这样一个充满了无奈和无趣的故事。

　　从“叩阍”到“京控”：“告御状”的传统

　　所谓“进京告御状”，有着悠久传统。《周礼》就有“肺石听辞”、“路鼓之制”的说法。“路鼓”后来演变为“挝登闻鼓”、“鸣冤鼓”、“上表投书”、“邀车驾”等等，容或形式不同，秦汉以降各朝允许小民上诉的渠道还都是有的。明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使不为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敢沮告者死”。到了清朝，登闻鼓设于右长安门外，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电影《让子弹飞》里，鹅城县衙门前那一口硕大的鸣冤鼓，经年未用而绕满了藤枝，但一旦被叩响，就可能为“沉冤大白”的前奏，而这已经是在“共和”了的民国。可以想见，在有皇帝的年代，对有冤无处诉的百姓来说，亲叩登闻鼓、让冤情直达天听、赢得上位者的公正裁决，是怎样一种祈望与蛊惑……

网络配图

　　历代流变的“告御状”形式，习惯上被统称为“叩阍”，意即直接跪拜宫门或叩谒皇帝。而“京控”作为系统化的审理制度，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逐渐常态化。对这两个古代法律术语，《清史稿·刑法志》是这样定义的：

　　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

　　简单说来，小民“击登闻鼓”或是邀车驾为“叩阍”，发生地点可在京城，也可在皇帝出巡途中;至京师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等处投递呈词，则曰“京控”。李典蓉发现，在明末清初，“京控”这样的名词尚未广泛出现。“幽幽宫门深几许”，乡野小民见官尚难乎其难，进京叩谒九五之尊，又谈何容易?于是乎，趁圣驾出走深宫、巡游民间之际“邀车驾”，俗称拦驾告状，就成为了胆大气盛者铤而走险的一招。但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凡冤狱不得直于本省官长，则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阍。然叩阍极难，其人须伏于沟，身至垢秽，俟驾过后，乃手擎状，扬其声曰冤枉。如卫士闻之，实时捉得，将状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