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一个题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令自上而下颁布全国，要求各级官吏立即刹住车服宅第互争豪华的奢侈之风，“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敢继续犯规者，御史马上劾奏。

　　此前此后，像这种以惩革积弊、振刷风气为取向的倡俭黜奢，还有汉代昭宣中兴、明代弘治新政、清代嘉庆维新等多个历史片断，利钝得失，异同互见，正可合并观照。

　　“经济富足—奢侈享乐—贪污腐败”的内在逻辑

　　历代倡俭反奢的缘由，几乎都是因富启奢、由奢滋腐、乃思惩革除弊的规律。以西汉为例，汉初国穷民困，皇帝乘车配不起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后经文景之治，国家财政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富足，于是“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今非昔比，京师储币累百巨万，太仓陈粟充溢露积。钱太多了挠心，“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到处兴造楼台馆所、豪华车辆，乃至谁若驭行母马便遭人耻笑。如此折腾的后果，不仅是海内虚耗，还败坏了吏治与风气，司马迁所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以及昭宣新政的推行，皆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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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打江山的胜利者多能记取“成由勤俭破由奢”的教训，因而大都注重“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其主要手段就是用法令制度的形式，对广大臣民的各种消费性行为加以严格的规定。不同品级的官员，居、行、服、器各有定式，不许僭越;典礼、巡行、差出、宴饮等各种职务消费，也都有相应规定。

　　不过从历史上看，好像任何一代 “舆服制度”的执行都很难摆脱前紧后松的通例。随着生活富裕，奢侈之风滋生蔓延，住房、乘车、服饰器用等多有违规。更有不少现任官员利用职权以逞奢华。公吃公喝时时可见，“虽有禁例，多不遵守”，凡欢迎到任、接待差使等种种名义，大都“制备酒席、礼物，互相好盛，用度无节”。有一份写于明成化十五年八月的奏疏说：各地有司“多有妄兴造作”，重点都是修建气势奢华、起居舒适的机关楼所，“无故改造衙门，欲其壮观，增修公廨，取便安居”;同时自家的豪邸也一幢一幢盖了起来，基本门径都是借公家建筑之名，“多派行木灰瓦，私下克落，盖造自己私宅，斗富夸能，动岁经年，不知停罢”。这种利用公权牟取私利的现象在清代乾嘉时同样常见。嘉庆皇帝说，“朕闻向来兴举大工，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且有倡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