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乱军被打退了，并且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也解决了，按道理可以歇歇了。

　　但陶谦是一个有更高追求的人，他还想解决老百姓的思想问题，因为他发现黄巾起义另一重要因素是宗教问题，桓灵之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底层民众对政府早已丧失信心，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地位，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之所以跟着黄巾军混，除了是为了吃饱肚子外，还是因为“有心人”的煽动和忽悠，结果立刻就成燎原之火，可见“太平道”的宗教号召力实是不容小窥。

　　而且徐州更是太平道的起源之地，早于顺帝年间琅琊郡就有于吉、宫崇师徒传播太平道教义。《后汉书，襄楷传》云：“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在经过多年的发展，道教在徐州当地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故而陶谦命臧霸和孙观二人屯兵于琅琊开阳，亦有预防死灰复燃之举。为此，陶谦决定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但道教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要想一下子肃清它对人们的影响很不现实，想通过放一两部宣传片，贴几张标语，开几场群众大会演说就想消除它的影响力是不可能的。所以，陶谦认为，对付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好手段就是找来另一个庞然大物——佛教。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自西汉末年正式传入中国，在上层社会颇为流行，可在汉明帝时代，发生了楚王英谋反一案，而楚王英偏偏又是个佛教信徒，结果因此案“坐死徙者以千数”。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但到了东汉末年，皇帝又开始信奉佛教，比如汉桓帝、汉灵帝，从而佛教再次流行起来，在当时很受官方欢迎的。

　　也由于中国佛教“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相比“太平道（道教）”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那种带有反政府性质的思想，自然是大大好。陶谦也深知这一点，于是开始在徐州大力推广佛教。

　　当时，陶谦手下有个叫笮融下邳相督管广陵、下邳、彭城的运粮工作，相当于粮管局局长，要是搁在现在，这职务肯定算是肥差，不仅能吃香喝辣，还能偷偷挪用公款私吞公粮，可谓是个财神爷。所以他利用职业之便，侵吞三郡粮食挪用公款修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浮屠寺（佛塔），有多大？能同时容纳三千人！不仅这样，他还经常叫老百姓有事没事都去诵读佛经，并让寺庙里的方丈长老专门开设佛教课堂教导老百姓读佛经。笮融的行事排场之大，不可能不为陶谦所知，可见这是出于陶谦的默许，笮融才有如此胆量。

　　但这还不够，陶谦怕这样做还不能达到效果，为此还出台了一项政策：凡是响应政府号召的信佛者都可以免役。东汉末年的老百姓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像什么田赋、人头税，还有劳役、兵役等，加起来非常吓人。

　　老百姓一听信佛竟然有这么大的好处，不用政府宣传，便纷纷奔走相告，把信奉佛教变成了自觉行动。

　　除了信佛能够免役，到了佛教的浴佛节，徐州政府还在寺院外大摆宴席，招待群众，方圆五千米都是如此，排场搞得非常隆中，凡是到场的群众都管伙食，尽管放开肚皮随便吃就是了。

　　这下可好，来看热闹的、准备遁入佛门的，甚至还有冲着那一顿饭而去的人络择不绝，竟然达到了万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