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到了唐中期的马总在其《通历》中记载说，“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欧欣。是时唯太子及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而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正因为有诸多史载，自隋文帝死至今，民间一直盛传炀帝弑父之说，各小说笔记均载此事，史学界也大多持此观点。持此说者不仅引《大业略记》、《隋书后妃列传》、《通历》等书为直接证据，而且还考察了一贯品行，杨坚死后，杨广又假传文帝遗嘱，要杨勇自尽，杨勇未及回答，派去的人就将杨勇拖出杀死。杨广既然可以公然强奸父妃，又残忍的将自己的哥哥杀死，禽兽不如，他为何不能弑父呢?尤其是从炀帝后来对该案谋杀参与者杨素、张衡的态度可以看出些端倪。当杨素死后，炀帝曾说：“使秦不死，终当夷族。”杨素是帮他夺取储君之位的首要人物，为何他反要夷其族呢?隋炀帝征辽东还后，张衡的妾告他心怀怨望，诽谤朝政，隋炀帝于是赐死张衡。张衡临死，大声喊：“我为人做灭口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吓得捂住耳朵，赶紧将他弄死。这仿佛是隋炀帝谋害父亲的佐证。

　　也有一些史学家对隋文帝杨坚是否死于杨广之手存在质疑。他们分析说：

　　第一：隋文帝从四月得病到七月份病危期间，宫内的情况基本正常。他留下遗诏说：“古人有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念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安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国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不仅为杨广说了很多好话。他还交待了自己发病的原因是耽于女色，伤了身体。对杨广来说，即位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他根本不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弑父夺位。

　　第二：《隋书》是唐初编纂的，有可能诋毁炀帝，即便如此，也没有找到炀帝杀父的证据，不然，是决不会放过这个充分诋毁炀帝的机会。郑显文在《隋文帝死因质疑》一文中认为，史书载的因隋炀帝逼奸宣华夫人说，经不起推敲：(一)文帝病重，炀帝宫中侍疾，宣华夫人起身更衣，旁当有宫女侍候。其时炀帝尚未即位，处于仍受威胁的地位，一向以谨慎著称的炀帝绝不会在此时做危及其继承帝位之事;(二)其时宣华夫人二十八岁，已是半老徐娘，若她与炀帝俩人以前没感情基础，炀帝绝不会对她非礼。事实上，炀帝早与宣华夫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这种交往使俩人感情发展很深。这从宣华夫人死后，炀帝作《神伤赋》的内容便可得到验证。既然隋炀帝和宣华夫人早有不正当关系，那么，宣华夫人就不可能到隋文帝面前揭露杨广的恶行。

　　第三：隋炀帝与宣华夫人的艳史在后人看来具有太多荒淫之处，但在当时却很平常，并不面临太多道德上的谴责，也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严重。因为隋唐皇室的祖先是鲜卑化的汉人，多与鲜卑人通婚，具有鲜卑的血统，又长期耳濡目染鲜卑族文化而深受影响，所以在皇室中多有行鲜卑人以继母为妻、以寡嫂为妻的婚俗事例。到了唐朝，太宗也循鲜卑之俗而收继弟媳。《新唐书•太宗诸子传》云：“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巢王就是在玄武门事变中被杀死的李元吉，巢王妃就是李元吉的王妃。后来唐高宗、玄宗的事就更不必说了。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隋唐文化本为一体，此说同样可以解释隋朝的诸多“乱伦”事件。更有甚者，还有公卿子孙，嫁卖父祖的遗妾。据《隋书•李谔传》：“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