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躲避追捕逃出北京城，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16年间，康有为效“耐苦不死之神农遍尝百草”，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足迹遍布全球。他开公司、办实业、做股票、炒地产……经营的生意五花八门，为的只是筹措经费，“保救大清皇帝”，实现他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

　　然而，时代在悄悄改变。历史的量变，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上。那已是辛亥革命前夜。康有为所到之处，特别关注当地的政治制度、国计民生和风俗文化，并细心地把所见、所闻、所思详细记录下来。这些游记，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兴味盎然。

　　1904年6月，康有为来到英国伦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伦敦了。1899年5月，他曾经到伦敦游说，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当时，他联络了英国进步党党首、前海军大臣柏丽斯科子爵，但由于进步党在议会中席位较少，出兵中国的议案以14票之差被否决了。事儿没办成，康有为也没心思在伦敦游览，急匆匆地坐船去了加拿大。事隔5年，康有为再次来到伦敦。这次他才有心情慢慢地品味这座城市。

　　英国是老牌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康有为一直以英国为师，来到英国当然要参观一下议会。6月23日，康有为游览了英国议院。议院位于泰晤士河畔，有600年历史，室内呈长方形，左右分别设着四行长桌，议长戴着假发端坐中央。

　　康有为到达时，正赶上议员阿尔兰因为邮政的问题慷慨陈词，质询政府官员。作为首相的巴科也不示弱，面对责难，频频起立应辩。这种场面让康有为看了不禁眼界大开。

　　第二天，康有为拜会了英国商务大臣。谈话中，康有为说，他想学习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变法。听罢康的话，商务大臣发表了一段今天看来仍可称为真知灼见的议论。他说：“各国有各国的教化、风俗和历史传统，决不能照搬他国的政治。我们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千百年来自然积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来，而且也绝不可能通过效仿而来。病症不同，一种药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

　　闻听此言，康有为受益匪浅。他在游记中感慨道：“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康有为与英国大臣相谈甚欢，但随后与意外邂逅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男爵的一席谈话却很不愉快。

　　林董在家宴请康有为父女，饭后他笑着对康有为说：“俄国大使巴兰德老早就告诉我，如果有求于中国，绝对不能好言好语地跟他们沟通。好说他们不理你，一定要盛气凌人，必要时还要拍桌子以出兵相威胁。这样他们就害怕听从了。后来，德国大使也对我说：俄国大使经常说中国人怯懦，应该对他们厉害点。起初，我不信。有一次试了一下。在外务部拍桌子吓唬他们要调军舰，那些开始不理我好言好语的中国大臣，都诚惶诚恐地唯命是从了。这下我才知道俄国大使说的有道理。后来，这个笑话在各国使臣中辗转流传，都说这办法试过管用。今天你不当官了，我才敢跟你说这个笑话。”

　　各国使臣把中国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便如逗弄小孩一般，而中国官员竟懦弱昏聩至此。康有为听后，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一直刺激着康有为。他总结，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重都府、通道路、速邮传、立银行”是四大法宝，而中国的顽固派却“终日仰屋呼贫”，宁可“鬻官开赌”，也不愿意兴办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