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有语言学家发表文章对作者的山东籍贯表示怀疑，理由是作品 俚语，峄古称兰陵，从贾三近的生平事迹.面看，他是最接近“兰陵笑笑生”的人。

　　最流行的看法则认为，嘉靖年间的大中有不少用语是当今山东方言所没有的，反而在吴方言区经常用到，于是有人设想作者有可能是吴方言区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就曾提出《金瓶梅》作者是徐渭这一说法，绍兴文理学院讲师潘承玉新近出版的《金瓶梅新证》证实了这一说法。

　　潘承玉的《金瓶梅新证>首先从时代背景推断《金瓶梅》成书时代为明嘉靖末延续至万历十七年稍后，而这正与徐渭的生活时代相吻合。从地理原型、风俗、方言等诸角度多层面来看，小说与绍兴文化也有很深刻的联系，根据《金瓶梅》是一部“借宋喻明”、“借蔡讽严(嵩)”之作的定论，指出当时正是绍兴形成了全国第一个反潮流，披露了徐渭与陶望龄以及沈炼为代表的一大批“反严乡贤”鲜为人知的史实，从沈炼正是被严嵩迫害致死，断言徐渭是因感于乡风，感于沈炼的冤死愤慨而作<金瓶梅》。另外，徐渭在晚年曾暗示过他花40年心血而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而《金瓶梅》的措词用语、文风都与徐渭十分吻合。另外，从作者写作《金瓶梅》的特殊心态，也跟徐渭的遭际一脉相承。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问世400多年来，作者究竟是谁?创作背景怎样?笑笑生究竟是何人，还是一个未解的谜，这一连串疑问仍像重重迷雾笼罩，等待后人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