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话,前者伤谋士之心,后者失将士之心,权术使用之想当然、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已然到了极致。可以说,袁绍的领导形象,此时轰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来奖罚,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出塞远征乌桓部族。结果虽取胜,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基地后,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
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不能不承认,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而袁绍则差得远了,假设一下,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稍加实践,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了。
权术如用兵,兵无常势,贵在应变。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才能够成就大业。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在讲明原则、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归。